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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胡塞尔间接影响的俄国青年学子们开始打起反对“心理学主义”
的旗帜，一窝蜂似的对“意义”
与“形式”
、“符号”
与“所指”
（对象、客体）进行研究。
施佩特坚持认为交际是一条双行道，是一种社会交往事实。
语言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话语（utterance）与其各种成分的客观问题，或更确切地说，即“主体间”
[19]的意义，就是确定各种语言“表达”
类型的特殊意图。
这样一来，青年学者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锁定在了诗歌语言问题上来。
这也就说明了何以在“白银时代”
诗歌语言会成为奥波亚兹们的“新宠”
的原因。
1920年，罗曼·雅各布逊移居布拉格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发生分裂，出现了两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派”
，一派是“胡塞尔派”
。
也许我们可以以插话的方式指出一点，即经由古斯塔夫·施佩特[20]的中介而在俄国对形式主义思潮有过一定影响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为波兰人想要建构文学创作“本体论”
的重大意图，提供了观念架构。
利沃夫大学教授罗曼·英伽登在深奥而又值得嘉奖的著作《文学艺术作品》（Dasliterarisstwerk）中，试图把胡塞尔的范畴应用于文学理论最艰难的问题之一——即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
[21]正如下文将要提及的那样，英伽登的某些思想，尤其是他有关在想象性文学中所发现的“伪陈述”
（pseudo-statement）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表述法如出一辙。
但我们没理由把诸如此类的契合一致之处，都归因于形式主义对这位波兰—德国哲学家的实际影响。
[22]
爱德蒙·胡塞尔——一个对某些形式主义理论家具有相当大影响的哲学家——作了一个成效显著的重大区分，他把“客体”
（Geqenstand，或对象）即语词所指称的非语言现象和“意义”
（Bedeufung），亦即“客体”
被再现的方式区别了开来。
换句话说，按照胡塞尔的观点，意义并不是语言外现实生活的一个成分，而是语言符号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重要部分。
但如果这是对的，则未来派的口号便荒谬绝伦或至少是用词不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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