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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1924～1926），如早先在涅韦尔时一样，巴赫金新的哲学与美学理念对蓬皮扬斯基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而又持久的。
在蓬皮扬斯基本人以及巴赫金本人写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们与俄国及欧洲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最终决裂。
虽然巴赫金在其小组（涅韦尔和维捷布斯克时期）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主导作用，但其他成员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视的。
而且，越是早期，其他成员的作用似乎越显得重要和突出。
大卫·谢泼德认为，在涅韦尔时期……“由于该时期时间很短，所以还不足以令巴赫金的知性优势得以树立”
[102]。
他的意图是对巴赫金神话进行解构，同时给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梅德韦杰夫、沃洛希诺夫——正名。
其在文章前面的题辞更是透露了个中消息：“上帝的本质是个圆，到处是中心，无处找边缘”
［ThenatureofGodisacircleofwhitreiseverywhereandthecirowhere.——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的确，以今视昔，常常会导致人们不自觉地改写历史。
巴赫金在今日国际学术界的崇高声望使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当然地把巴赫金当作是一位从一开始起就起着领导和引导作用的思想领袖。
但这和历史事实是有一定距离的。
一方面，我们不能对巴赫金在小组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熟视无睹；另一方面，也切记不要因此而把其他成员的作用小化乃至无化——毕竟他们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虚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
毕竟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当时笼罩着一种浓厚的对话主义精神和思想氛围。
而这种氛围和精神本身，无疑也是滋养对话主义的土壤和沃土。
与以往人们的认识相反，大卫·谢泼德在承认“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使得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工作丰饶而又多产，使得该小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现象”
的同时，又证明“在小组的形成过程中巴赫金最亲密的同人们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比他岁数大，而且在和他相遇以前，他们已经有许多署着他们名字的学术和哲学研究成果：卡甘是哲学教授；梅德韦杰夫是在创作理论和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留下过丰硕记录的文学批评家。
在不同阶段上与这两个学者的对话式交往，在巴赫金自己的一生中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赫金著作和他朋友的著作之间那样一种对话式‘应答’证明这种关系足以信赖”
[103]。
而且，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的关系，并非人们想当然以为的那样是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联：其成员的文章表明他们之间思想契合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
“巴赫金和他的同人们并不像歌德那样，不是债权人就是债务人，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既借用也借出，这证明他们原则上、在存在中的无可更改的立场，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104]。
针对国际学术界在巴赫金崇拜中的某些做法，梅德韦杰夫的后人尤里·梅德韦杰夫和达莉亚·梅德韦杰娃这样写道：……“如果不把巴赫金放在他的小组背景下，我们就无法理解巴赫金，而且，我们应当不光注意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和哲学探索，而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理由。
巴赫金离开他的群体就无法被理解，因为‘巴赫金小组’并不仅仅意味着也许主要由他写作的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和小说话语的著作而已。
‘巴赫金小组’同时既是思想资源，也是创作的终点，同时也是对于对话学说的一个特殊统一的文学纪念碑。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文艺中复调倾向最光辉灿烂和最完美无瑕的表现的话，那么，在‘巴赫金小组’内部则对话原则则包含在每一次都能达到高度甚至也许是超高度表现程度的学术集会中。”
[105]
巴赫金在小组内部最重要的他者和对话者，首先是梅德韦杰夫。
事实上，梅德韦杰夫是“巴赫金小组”
内部最早提出关于社会学诗学问题并就此题目写过文章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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