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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良心让拉斯科尔尼科夫自此以后心无宁日，食不甘味，睡不暖席，从此以后凄凄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杀死睡眠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等于已经杀死了自己。
正如巴赫金所说“有一种内心的、宗教的法律，那就是良心，人们没有权利跨越它”
[22]。
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只能发生在有宗教在场的文化中，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耻感文化则与之完全不同。
耻感文化中人作为道德主体在行为上是他律的。
因为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主建构起来的，所以，道德上便呈现出与西方罪感文化截然不同的样态。
中华文化中人际关系呈现为网络状：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人的道德面貌。
人的行为正当与否主要靠羞耻感来维系：你可以做不道德的事，但别人一旦知道会以你为耻的。
所以，中国人在道德上是两两制约的：一个人往往是多重角色的合一体：他具有很多个面：在单位，他与周围同事是同事；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儿子，是儿子的父亲；是妻子的丈夫，是爷爷奶奶的孙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中国会有很多人“管”
他：单位的同事，家里的妻子儿子、父母、亲戚、朋友……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不能不忌惮家族的声誉：家门之耻呀！
耻感文化在道德上的他律性制约是软性的，因为它在逻辑上的起点是肯定“人之初，性本善”
的，而西方罪感文化在道德上的自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逻辑起点，那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每个人都是可能的或潜在的罪犯。
西方文化中法律和监狱之所以那么发达，和他们的基础理念相关。
软性文化在道德上的他律往往会严重失效：一个人既然敢于铤而走险，也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顾也顾不上了呗”
！
所以，中国的腐败官员或官员腐败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因为“廉耻”
作为代价实在是太轻微了。
他们又没有宗教信仰，不相信有来生有“最后的审判”
什么的，也不会想到死后是下“地狱”
还是上“天堂”
的问题（或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那么，腐败也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从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角度入手看，则巴赫金的道德学说可以说是一种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伦理学说。
从道德自律的角度看，它与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相近；从人际关系中的两两制约角度看，它又很像东方式的耻感文化中的人际制约网络现象。
巴赫金的确为21世纪的人们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是问题而非现成的答案——因为《论行为哲学》和《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未完成的巴赫金著作，作为一个第一哲学的大厦，它们还有待于最后完成。
巴赫金学说的最后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那种把伦理学与美学，把生活与艺术统一起来的宏大建构，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以前是否有过类似的体系——体系是有过的，但真正能够付诸实践，并且只能在道德实践中予以践行的——则似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从来的伦理学都是把生活与艺术分而论之的，因为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是实有和实存，一个是虚构和想象，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正如巴赫金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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