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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解冻”
思潮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开始渐渐退潮，但由它开启的思想解放大潮却发生了位置的转移，即其在人文社科理论领域的中心，由苏联本土转移到了爱沙尼亚首府塔尔图。
“解冻”
思潮后期，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在文化领域实施收缩政策，但在此时，一个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艺学流派，开始在主流苏联文化的边缘地带——爱沙尼亚的首府塔尔图——逐渐崛起。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从1964年到1992年，以塔尔图大学学报为依托，共出版《符号系统论丛》25卷。
该派举办的夏季学校（即不拘形式的学术讨论会，1964～1973年，共5届），所出《学术报告论题集》及其他论文集7部。
该派的参加者几乎囊括当时人文社会学科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汇集了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塔尔图、爱沙尼亚、维尔纽斯等地从事各种专业的学者。
该派每个代表人物都著作等身，其中又以洛特曼为最。
仅洛特曼个人发表的科研论文就达1000多篇[44]，重要论著10多部。
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所出版的《洛特曼文集》（已出版9卷，共9卷）还在持续不断的编辑和陆续出版中。
我国第一届“洛特曼学术讨论会”
（2005年，北京）所出论文集《集思文丛：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汇集了国内学者学习介绍洛特曼学术思想的初步成果。
可以预期，若干年之后，我国必将兴起一个就其规模丝毫也不亚于“巴赫金热”
的洛特曼研究热。
和巴赫金学派一样，洛特曼非但不拒绝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其研究的根本方法和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究竟是如何在洛特曼的理论著述中得到体现的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洛特曼的理论建树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虽然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但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作为一种苏联本土的产物，当然无法摆脱本土性的根本制约。
在苏联语境下任何人文社科研究都不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便是伪马克思主义的也罢。
但在洛特曼，把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符号学结合，与其说是时势使然，倒不如说是这位理论家自觉的理性追求。
韦勒克和佛克马在其所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针对洛特曼想要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探索意向评论道：如果这一探索终究得以成功的话，便会弥补在这两个批评流派之间日趋明显的鸿沟，从而成为一次其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式革命”
。
而这里所说的两大批评流派，即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流派。
历史上人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称之为文学外部研究，而与之对立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则划定为文学的内部研究范畴。
关于这两种方法，洛特曼自己也在《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中指出：“在文艺学研究的两种传统构架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把作品放在其他社会思想的纪念碑之林中加以研究，二是细致考察作品的节奏、节段、韵律、结构和风格。
在这两种实质上是各自独立的研究体系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
第一种文艺学家事实上成了社会思想史家，而对所研究材料的艺术特点有所忽视。
第二类文艺学家必然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观察形式所得出的那些结果究竟有何意义呢？”
[45]众所周知，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在俄苏语境下，洛特曼并非始作俑者，在他之前，先有什克洛夫斯基，后有巴赫金、洛特曼作为前者的学术传人，继承这一既定传统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结构主义是一种以研究文本的建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它的哲学前提是本质主义的和形而上本体论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自然不可能例外。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文化符号学是在与西方同类思潮的学术应答中形成的，因而与之有同有异，其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以共时态、结构为主，而后者在重视此类因素的同时，还给予历时态及过程以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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