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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出现的波兰“波兹南事件”
和“匈牙利事件”
，粉碎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性，粉碎了人们对斯大林的崇敬，也粉碎了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这种情况被西方知识界称做“马克思主义危机”
。
这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到1956年11月，英国33000名党员有超过7000人退党，并且大多数人对传统的亲苏立场进行倒戈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化论开始反思。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在《理性者》第1期的社论中写道：“由于揭露而造成的震动和混乱是我们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进行分析的结果。”
[4]退党的部分人采取了用刊物来进行反抗，《理性者》变成了《新理性者》并最终成了《新左派评论》，除此之外，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政治活动，其他一部分人则摇身一变转向右派，成为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
“三大事件”
也给法国共产党乃至整个知识界以沉重的打击，在1956年之前，法国80%的知识分子都是信任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1956年之后，法共半数党员退党，知识分子最后只剩下大约20%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
左翼人士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们对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指责和批评。
原先受苏联极左路线影响的知识界抛弃了“为无产阶级服务”
的教条，寻求其他选择的道路，不少知识分子纷纷改变信仰。
例如，罗歇·瓦扬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摘下了斯大林肖像；萨特对“匈牙利事件”
提出了批评，导致他与共产党的决裂。
克洛德·鲁瓦被迫退出了法共。
这些退党党员和离开法共外围的知识分子有感于上述“三大事件”
，试图发展另类的马克思主义。
他们著书立说，创建刊物，发表了大量关于苏联东欧试图发展另类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的”
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使命、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等问题的理论著述。
这些著述反映了他们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混合、冲撞和重组的趋势，就这样，几乎是在1956年“三大事件”
发生的“第二天”
，就出现了反映上述“反叛”
知识分子观点的刊物和著述。
例如，由拉康创办的《精神分析》（LaPsyalyse），由埃德加·莫兰创办的《论辩》杂志（Arguments），由乔治·弗雷德曼创办的《交流》杂志（L′Ege），由拉罗丝出版社创办的《语言》杂志（LaLinguistique），由让-埃德·阿利耶主编的《太凯尔》杂志（TelQuel），以及由巴黎高师阿尔都塞的弟子负责的《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Marxistes-léninistes）等，其中最早出现并最具影响力的是《论辩》杂志，以及后来出现的《太凯尔》杂志。
可以说，《论辩》和《太凯尔》杂志是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最初展示的“T”
形台。
《论辩》杂志的理论家们有感于1956年的波匈事件，试图发展出一种“另类的”
马克思主义，标榜向新思潮和社会新现象开放，提出既继承马克思主义，又冒险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正如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埃德加·莫兰所说：“1956年的春天鲜花盛开，阵阵希望之风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吹来，历史徘徊在进退之间……我们已经意识到，以前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学说基石的东西，不过是一块不堪一击的浮冰而已。”
[5]由此可见，《论辩》集团的方向是要抛弃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发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
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性意识的形式之间做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
[6]詹姆逊将《太凯尔》视为结构主义的政治性杂志，并且属于后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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