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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传统社会主义围绕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实现充分就业等可量化目标进行的社会实践；而“定性的改革实践”
是指围绕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的社会实践。
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定量的改革实践并没有真正摆脱资产阶级分配性正义价值观的束缚，定性的改革实践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定性的理论批判的实践要求，即消除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异化和颠倒，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这也是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奥康纳认为定性的改革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即“生产性正义”
，它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必然结论。
但是在实践中，传统社会主义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而分配性正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作为意识形态核心原则的“正义”
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现。
奥康纳指出：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所谓的“正义”
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资产阶级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而只是社会成员对资产阶级精英制定的法律的平等地接受，它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和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和要求。
就生态维度而言，这种正义实质上是指与交换关系有关的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或积极的和消极的外化物的平等分配，奥康纳也将它称为“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
，认为它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经济的正义、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
经济的正义包括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与财富和收入的消极外化物的平等分配。
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包括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平等分配。
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对社区和公共环境造成的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
奥康纳认为与分配性正义相关的任何东西，不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而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正义则关注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生产，关注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是一种生产性正义，它关注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关注如何消除社会生产中的自然性障碍和社会性障碍，为生产创造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这些任务不是资本所有者能够完成的，必须通过国家乃至国际合作来完成。
奥康纳提出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生产性正义的途径是组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因为在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个别的生态组织和生态运动的力量和影响相对而言是薄弱的。
他呼吁生态主义者和绿色主义者总结长期以来在生态运动中获得的经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方性的思考和行动”
，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生态组织和团体及其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生态斗争组织为一种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以对应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并进而推动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
格伦德曼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自然理论出发，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可取途径。
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策略不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具有技术和经济决定论的局限性，已失去对生态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力。
生态社会主义不应当把现代社会制度简单视为由生产力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被动产物，而应当将伦理的、科学的、审美的非经济因素加入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准中，发掘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观，使其能够从全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正确对待自然，努力塑造一种真正能够支配自然的生产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乃至消除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危害，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
因此格伦德曼把支配自然的真正实现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基本途径，认为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是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自然的支配的结果。
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必须增强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最高境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才能实现对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完全的支配，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类的自由。
[1]AndreGorz，FarewelltEssayonPost-industrialSocialism，London：PlutoPress，1982，p.67.
[2]AndreGorz，i，LondonandNewYork：Verso，1989，pp.111-112.
[3]［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53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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