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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简单化了。
如苏联理论家日丹诺夫认为：“哲学史是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5]按照这种简单化的观点，马克思哲学至多只与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流派有一定的联系，而对唯心主义流派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这种说法完全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传统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
三是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特别是东方社会的某些解释者，在哲学学科分类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西方哲学”
对立起来，并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再划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
等分支学科。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分类上的错觉，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一个拥有独立历史的、封闭的学科系统，它与西方哲学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本质性的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类方法剪断了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联系起来的最后的脐带。
[6]
对于上面的论述，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恩格斯和列宁不是强调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的思想来源吗？确实，恩格斯和列宁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强调过马克思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们的这些论述却无法阻止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总体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趋向。
尽管我们也承认，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但单纯地强调这一联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如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伊壁鸠鲁；英国的培根、洛克、休谟；法国的笛卡尔、培尔、卢梭、爱尔维修等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不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的。
何况，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在探讨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时也出现了偏差。
他们倾向于把“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理解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圆圈，并进而引申出如下的结论：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亦即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
（亦即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姑且撇开对这一结论的评价，光是针对其表述形式就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
第一，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因素只能归结为辩证法吗？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因素只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吗？第二，德国古典哲学家中的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又与马克思保持着什么样的思想联系呢？比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把马克思1842年前的哲学思想称之为“理性自由主义的阶段”
，强调马克思在这一阶段中写下的著作“存在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
。
[7]尽管我们不完全同意阿尔都塞的观点，但马克思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却不应该逸出研究者们的视野。
换言之，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某些哲学观念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个别性的关系上引起某些解释者的注意，至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总体性的关系，特别是与实现了西方哲学伟大转折的康德哲学的关系，却被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了。
这种遮蔽作用由于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进一步加剧了。
长期以来，由于这一总体性的关系一再逸出研究者们的视野，所以造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影响了某些解释者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也导致了他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误解。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
二、被误解了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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