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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是：在诸多发展线索中寻找和设定不变的“主线”
或“中心线索”
，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羞答答的方式重新返回到“单线性神话”
中去。
众所周知，笛卡尔曾经把哲学比喻为一棵树。
虽然树可以长出许多枝丫，但它们有着共同的主干和根。
所以，一旦人们把“树状的”
（arborest）发展模式运用到对西方哲学史的叙述中，其最终归宿仍然会是“单线性神话”
。
第二种情况是：肯定每一条发展线索都是“平权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各自都有可能充当“第一小提琴手”
。
乍看起来，这种情况似乎完全超越了“单线性神话”
，其实并没有。
一方面，它不过是把不变的、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单线性神话”
改造成可变的、在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单线性神话”
；另一方面，“多线性发展模式”
依然没有跳出“线性”
的意象，它容易使内涵丰富的西方哲学史变成一些简单的条条。
既然上述两种通行的方法都无法使我们走出“单线性神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关于“块茎”
（rhizome）的隐喻中得到启发。
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块茎与植物的主根不同，它们的生长具有一种任意性，可以不受拘束地向前发展。
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所指出的：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
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
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
[19]
但这种对“单线性神话”
的解构和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强调是否会使整个西方哲学史研究退回到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肤浅的状态去呢？这个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黑格尔这样写道：
对于哲学努力之为无用的证明，可以直接从这种对于哲学史通常的肤浅的看法引申出来：即认为哲学史的结果所昭示的，不过只是纷歧的思想、多样的哲学的发生过程，这些思想和哲学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
[20]
尽管黑格尔并不否认哲学史发展中存在的纷歧性和差异性，但他强调，“个别部分之所以有其优良的价值，即由于它们对全体的关系”
。
[21]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纷歧性不过是总体性的附庸，差异性不过是单一性的附庸。
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为了论证单一的总体性的存在。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黑格尔仍然是在“单线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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