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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维是把当下的社会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其自身的产物的，因此，他在思考希望的空间时从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而不是具体的空间形式的角度加以切入，这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
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他对这一点的论述其实并不太清晰。
但在《叛逆的城市》中，哈维借助于对创造城市共享资源问题的阐述，对希望的空间之社会关系本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共享资源并不是作为一种特定事物、资产甚至特定的社会过程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和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某一自我定义的社会集团和它实际存在的或打算创造的，对其生存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
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创造共享资源的社会实践……创造共享资源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原则：社会集团和作为共享资源对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是集体的和非商品化的，不受市场交换和市场估价规则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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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需要把握的是，应如何理解哈维所说的这种不稳定的、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指现实的社会关系，因为后者在他看来是体现政治权力的霸权性的。
它不仅不可能体现变革的政治实践力量，而且反过来，它只可能是政治实践活动所变革的对象。
哈维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的解读视域，因此，他是不可能看到现实社会关系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的。
当然，它也不可能是与现实无关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因为哈维始终强调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变革性政治实践，始终强调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作用。
我以为，哈维所讲的这种社会关系其实是体现了处于不同历史—地理环境中的人们致力于创造出来的、属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地理形式。
当我们在创造这些新的历史—地理形式时，我们同时就是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它不是对资本权力或政治权力的霸权性的体现，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在哈维看来，我们一般所讲的时空形式其实只是我们被迫选择的历史—地理形式，而不是我们创造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理形式。
对后者的创造就是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核心内容。
而这种创造的动力，来自对不同历史—地理形式中的行为与思想的关联性及其内含的革命潜力的深入分析。
哈维认为，千万不要以为具体的社会空间中已经没有创造希望空间的力量了，只要我们把社会行动不同区域中的行为和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解读透彻，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力量。
尽管这种创造辩证乌托邦理想的社会行动还不可能立即勾画出一个具体的未来蓝图，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希望的空间其实是不稳定的、开放性的，“社会和生态秩序，特别是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是开放的、异质性的，它们的总体性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掌握，更遑论被操纵为可预知的、稳定的状态”
[32]。
在哈维看来，重要的是有勇气去推动社会行动。
在我们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希望空间冒险进行政治变革之前，我们仍然只是历史地理学的客体，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学的统治对象，而不是历史地理学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在哈维的理论架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哈维在谈论希望的空间时，它不仅仅指空间的未来希望形态，而且还指这种关于空间的希望（乌托邦理想）在推动它本身得以实现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
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蔽能指而无处不在。
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
但那无疑好过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那些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
[33]
阐述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哈维在希望的空间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延续马克思的双重辩证法线索，而是专注于对基于政治学选择的“非此即彼”
线索的强调。
他事实上就是把辩证法理解为这种“非此即彼”
。
“那么如何建构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理想来综合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呢？有无可能阐明一个更加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形式，甚至建立一个乌托邦的辩证法？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一个有关于空间和时间操作的辩证法（在黑格尔传统内属于某种不可能之事）……这个辩证法是‘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
[34]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哈维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所讲的“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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