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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兰克福学派土壤中长出的奇特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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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对“新马克思阅读”
这个研究纲领本身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行文至此，我们方才可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首先，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呢？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西方国家早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中恢复了元气，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建立并完善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和国家功能，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社会福利增加，阶级矛盾似乎前所未有地缓和了，也在现象上使得剥削的形式变换了模样。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
“企业人”
[26]开始成为社会的细胞，消费社会的来临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全面地与经济活动绑定在一起。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
也正是在此时，西方学界的国家理论研究和资本逻辑研究开始兴起，而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思潮背景密切相关。
“新马克思阅读”
运动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活动存在于文化批判领域和社会理论领域。
那么，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新马克思阅读”
运动，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从而构成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及其弟子们自称“晚期法兰克福学派”
的理由呢？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指示。
在《历史与结构》这本书中，施密特写道：“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说明这种现象（当代意识同历史的疏远的现象）。”
这一判断迥异于既往学术思想史对《启蒙辩证法》的认识，以往对《启蒙辩证法》乃至整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都锚定在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业批判这种主体性的文化批判之上。
佩里·安德森就明确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退回到了哲学研究之上。
[27]然而施密特却提示我们，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运用的恰恰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沿着施密特的指示重读《启蒙辩证法》，我们会发现，在《启蒙辩证法》中，不论是对西方理性传统、神话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对文化工业乃至反犹主义根源的探讨，始终存在一条在“等价形式、等价物、剩余价值、劳动”
等概念线索之上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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