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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不管是否愿意，达到了同样的结果。
举个荒唐可笑的例子，马克斯·阿德勒想把作为方法、作为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同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辩证法批判地区分开来。
他的“批判”
的顶点是把辩证法同这两者截然区分开来，他把辩证法描述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真正辩证法主要就是指这种科学”
。
这种辩证法或许叫作“对抗”
更恰当，因为它简单地“主张个人的私利同限制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存在对立”
。
这样一来，首先，表现在阶级斗争中的客观的经济对抗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同社会的冲突。
这就是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还是它的问题和崩溃，都不能看作是必然的。
不管他是否愿意，最后结果是一种康德的历史哲学。
其次，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在这里也被确定为一般社会的普遍形式。
因为马克斯·阿德勒所强调的真正“辩证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抗”
的中心问题，不过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质的典型形式之一。
但是，资本主义之被描绘成永存的是根据经济的理由还是根据意识形态的理由，是对它天真地漠然置之还是对它进行批判的改良，那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如果摒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
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作出比较确切的说明。
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这种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科学中，一方面表现为孔德和斯宾塞类型的抽象社会学的历史概念；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中最明显的是李凯尔特，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这些概念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这种不可能也表现为建立“历史哲学”
的要求，而历史哲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又成为在方法论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
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还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
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
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西斯蒙第对危机问题的态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了解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固有倾向，但是他最后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囿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形式，也就必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看不到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
这样他就遭到了蒲鲁东的假辩证法所遭到的同样命运；他“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
[17]。
我们重说一遍：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
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
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18]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相互作用这个范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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