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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竞争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主要的机构中——媒体和大学——开展了潜移默化的、阴险的工作，它们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
这些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的。
由原始的货币权力（和市场竞争逻辑）所强加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些机构中为审查舆论所做的已远远多于麦卡锡主义的公开镇压曾经所做的。
“可能性受到了新闻舆论的苛评”
，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988，7）如此评论道，他还补充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集团，它阻止世界实现那个可能。”
有趣的是，布洛赫把这个状况与全部乌托邦思想的死亡、诋毁和毁谤联系在一起。
他认为，那意味着希望的丧失，而没有了希望，替代政治学就不可能。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乌托邦传统的复兴将允许我们思考真正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布洛赫（Bloch，1986）无疑是这么想的。
在巴尔的摩市中心附近的沃特斯艺术画廊中悬挂着一幅画，名为“理想城市的景象”
。
它描绘了完美城市的理想，根据画中的情况，这可能是15世纪晚期某位不知名的意大利画家所作。
我愿意将之视为哥伦布着手准备他那致命航行时期的作品。
虽然它的形式和风格是很久以前的，当时希望、恐惧和可能性是不同的，但其精神仍然作为一个谴责性评论在巴尔的摩心脏内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不仅是对画廊墙外城市废墟的评论，而且是对与那种废墟作斗争的梦想的缺乏所作的评论。
二、城市的形象
“城市”
形象和“乌托邦”
形象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在一起（参阅Fishman，1982和Hall，1988）。
在它们早期的化身中，乌托邦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大多数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乌托邦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人更愿意用“激发”
一词）。
这种联系在时间上要比托马斯·莫尔爵士1516年开始的乌托邦类型的第一次冒险要早得多。
柏拉图把理想的政府形态和他的封闭共和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以至于把城市概念与公民概念互相混合在一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所描述的费阿刻斯城邦就具有莫尔后来所暗示的许多特征。
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把天堂定义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经历过尘世之审判和磨难之后，所有善良的灵魂都会进入那里。
所有的比喻样式都来自于此天堂之城、上帝之城、永恒之城、光辉的山巅之城（这是深受里根总统喜爱的一个比喻）。
如果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那么“其他的”
地方、地狱、那个“邪恶的他者”
之地就不会太遥远了。
城市形象作为社会骚乱、道德崩溃、绝对邪恶的支点——从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到哥谭镇——对传递“城市”
这个词在我们文化世界中所承载的比喻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歹托邦（dystopia）呈现的城市形态，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揭示的那样。
“政治”
一词来自于希腊语“polis”
，意为“城邦（city）”
。
卡尔·波普尔把柏拉图描述为“开放社会”
最伟大的敌人之一，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柏拉图所激励的乌托邦则可以轻易地被归类为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地狱，就像它被定义为解放的和快乐的天堂一样。
粗鄙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话语影响着城市生活，把它们从自由地交织了对良好生活和城市形态充满情感和信仰的宏大比喻意义中清理出来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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