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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德格尔本人却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会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到这样一个据说与纯粹认识论或方法论问题一起被删除的批判的论题。
如果我们追随那种不仅从狄尔泰到海德格尔，而且从《存在与时间》31节到63节内容的激进化运动，那么特许的经验（如果我们仍能这样说）似乎就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西方形而上学中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历史。
因此解释得以展开的诠释学境遇的特征似乎就是，我们得以探究存在的预期结构是由形而上学的历史所提供的；正是它取代了成见的位置（以后我们将提问海德格尔关于这种传统所确立的批判关系是否也不包含一种为成见批判的辩护）。
因而海德格尔使成见问题发生了根本改变：成见——即先入之见（V）——乃是预期结构的部分。
这里本文注释的例子不只是一个特例；它是一种发展（在此词复制的意义上）。
海德格尔可能喜欢把语文学解释称之为“派生的模式”
，但它仍是检验标准。
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从恶性循环撤退的必要性，因为在这种循环中由于语文学解释以从精确科学那里借来的科学性模式来理解自身，它转变为由我们所是的真正存在的预期结构而构成的非恶性循环。
但是，海德格尔对这种从构成我们的预期结构返回到具有真正方法论的诠释学循环的运动不感兴趣。
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正是在这一返回过程中诠释学才可能遇到批判；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批判。
因此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考察将从返回运动引起的困难开始，因为在返回运动中，语文学解释是一种“理解的派生模式”
这一概念可能单独被赋予合法性。
如果这种派生一直未加尝试，那么我们仍不能证明前结构本身是根本的。
因为一个事物如果并未派生出任何其他东西，那么它就决不是根本的。
伽达默尔对问题的独特贡献必须建立在这三重基础之上——浪漫主义、狄尔泰派和海德格尔派。
在这方面，伽达默尔的文本就像是层复一层的聚集物，有许多层涂抹的厚厚的透明物，总有可能从中区分出一层浪漫主义，一层狄尔泰派，一层海德格尔派，在每一层上我们都可能阅读它。
同时每一层都在伽达默尔通常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上被反射。
正像伽达默尔的对手所清楚看到的，首先，伽达默尔的独特的贡献与他似乎按照纯粹现象学方式建立的成见、传统和权威的联系有关；其次，是他根据效果历史意识概念——我将把这翻译为“受历史效果影响的意识”
或“历史效应的意识”
——对这一秩序的本体论解释；最后，认识论的结论，或像伽达默尔在其《短篇著作集》里称之为“无批判的”
结论：对成见的彻底性批判——因此也是意识形态的批判——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存在这种批判由之出发的原点。
现在我们依次分别考察这三个要点：成见、传统和权威的现象学；受历史效果影响的意识的本体论；以及批判的批判。
伽达默尔为成见、传统和权威辩护的尝试决不是没有挑衅性的目的，分析是“现象学的”
，这是说它力求从这三种现象抽出那种启蒙运动由于轻率的评价而模糊的本质。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成见不是与没有前提的理性相对立的一极；它是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人类存在的有限的历史特征相联系。
主张只有无根据的成见是错误的，因为在法学意义上，存在有或许能够或许不能够随后给予检验的前判断，甚至存在有“合法的成见”
。
所以，即使预期的成见更难于正名，那么倾向的成见也有被从纯粹批判立场出发的分析所忽视的深刻意义。
然而反对成见的成见却有更深的基础，即反对权威的成见，这种权威非常快地与统治和暴力相等同。
权威概念使我们来到与意识形态批判争论的核心地带。
我们可以想到这一概念也处于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国家是卓越的机构，其基础是对其权威和其在最终情况使用暴力权力的合法性的信任。
现在在伽达默尔看来，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自启蒙时代以来就遭受到统治、权威和暴力之间的混淆。
正是在这里对本质的分析是根本性的，启蒙运动在权威和盲目服从之间假定了一种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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