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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普斯基最早认真地分析了皮尔士与康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分析见于其著作《C.S.皮尔士与实用主义》（1952）。
肯普斯基向我们表明，皮尔士在1892年就已经成功地从对命题函项的一元、二元、多元的分类中推演出他的三个普遍范畴（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用这种方式他就做了类似于康德从判断表进行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那样的工作。
然而肯普斯基认为，皮尔士的形而上学演绎可以说是悬空之物，因为他并没有相应地从“极点”
，即从统觉的先验综合来进行范畴的先验演绎。
肯普斯基认为，康德的“极点”
对皮尔士来说是“神秘的先验论”
，因而皮尔士不能理解康德的首要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它了。
于是，皮尔士就不可能实现从“逻辑形式”
到经验范畴的转变，最后不得已放弃了康德式的探究而代之以对范畴的现象学发现和对范畴进行归纳证实的前康德的形而上学。
由此，本来是个局外人的皮尔士就俨然进入了新康德主义阵营，或者毋宁说，与19世纪末现象学转向对新康德主义的消解挂起钩来了。
不可否认，肯普斯基的分析获得了许多可信的东西。
他不仅提出了一个历史的比较，而且也阐发了皮尔士的后期哲学（特别是，他的分析把现象学或现象形式分析确立为第一哲学）和以“客观唯心论”
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宇宙论的先行观念。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皮尔士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早期著作出发，并且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他1902—1903年间对科学的等级分类，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另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
即使在这一时期，作为第一哲学的现象学也绝没有取代范畴的逻辑演绎，而只是力图说明范畴在数学关系逻辑（它不属于哲学！
）中得到形式演绎之后和在规范的指号学的“探究逻辑”
中得到准先验的演绎之前的实际使用。
在这里应该承认，皮尔士没有前后一贯地系统表达他的哲学思想，他所设计的体系的残缺为解释者留下了许多自由发挥的余地。
但还是让我们回到早期皮尔士对康德的改造问题上来。
肯普斯基已经认识到，皮尔士——在肯普斯基看来只是后期皮尔士——发现了一种康德的“极点”
的替代物，这就是皮尔士1903年所设想的作为“表达之同义词”
并作为其探究逻辑之基础的第三性范畴。
肯普斯基看到，在皮尔士的语言中，第三性是对某个解释项而言的以指号为中介的关于某物的表达，它十分类似于康德的在自我意识中的客观的观念统一体。
但肯普斯基认为，第三性在皮尔士哲学中仍然是一个具有抽象的逻辑结构的概念，因而不可能起先验逻辑中的“极点”
的作用。
在肯普斯基看来，皮尔士并没有认识到，“客观知识之可能性的必然性是与（思维着的）自我同一的”
，他拒绝了康德关于“自然的最高立法”
在于人类理智中的学说。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明显地与上述肯普斯基的说法相反，皮尔士本人要求自己完成“哥白尼式转向”
。
在1871年他的贝克莱评论文章中，皮尔士在引用了他自己的实在论之后写道：“实际上，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转向，准确地讲，乃是从关于实在的唯名论观点到实在论观点的过渡。
认为实在对象是由心灵决定的，这一观点乃是康德哲学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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