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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极化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发展得很不稳定，其中充满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旧的霸权主义消失了，新的霸权主义又出现了。
单极与多极的矛盾，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
现在“单边主义”
仍然嚣张，典型的就是新干涉主义，其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
和“国家主权有限”
。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如何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我们尊重国际社会关于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尊重普遍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不要国家主权。
人权与国家主权相辅相成，人权要靠国家主权来保护，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人权。
旧中国的历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既要看到人权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又要注意人权的具体性、历史性，看到实现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
历史条件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不同，必然导致理论思考侧重点的不同，新的历史阶段必然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又呼唤着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理论。
二、新的实践经验的新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在攻坚阶段，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如果说当代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那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则构成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992年，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
精神，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概念，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6]。
的确如此。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而是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的，是要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实现社会现代化。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资本主义有历史的重合性；而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现代化，都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处在改革之中，当代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现代化是和社会主义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换言之，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当代中国被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
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次史无前例、特殊复杂而又极其艰难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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