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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封建关系要比在法国“自然形成”
的封建关系较为完备。
“超越”
是一种跳跃的发展形式，即某一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
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交往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发展现象就会不断发生。
事实也是如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不断地超越过。
这表明，“超越”
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社会发展中的个别或特殊现象，相反，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超越”
是一种普遍现象、常规现象。
李立新：您曾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写过不少文章，听说您最近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见解，能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杨耕：当然可以。
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式标志着世界的整体化，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加速化。
这一点已为国内众多学者所注意。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这是一个“中心—卫星”
式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属于中心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属于卫星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交换”
，中心国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不发展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使卫星国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和污秽、穷困与屈辱”
才能达到的发展。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尤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
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为“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
，是“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
李立新：据我所知，除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外，您的另一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一书，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
在选择这一课题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耕：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即“唯物主义方法”
。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经常被各种哲学、史学论著引证，但对于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及其真实意义，迄今尚无系统论述的论著；在引证这一论断的论著中，又往往把方法理解为唯物史观的一种功能，而不是把方法视为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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