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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象性的活动、劳动则创立一个现实的、以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象世界。
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感性对象性”
和“纯粹的活动”
了解为一般地使“对象性的活动”
成为可能的哲学本体论前提。
然而，“对象性的活动”
之被特别地理解为“劳动”
，却并不能由上述的可能性中直接地引申出来。
如果说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确实从《现象学》中获得某种提示的话，那么，使这种提示得以巩固并形成真正强大推动力的另一些因素，却在黑格尔哲学之外，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学中。
这里出现的乃是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概念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其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指《手稿》和《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首先把握到的东西，正是通过工业的普遍化和抽象化而在“开明的国民经济学”
那里形成的关于生产和劳动的基本原理。
和恩格斯的《大纲》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是由亚当·斯密做出的。
以劳动为基本原理的国民经济学无非是彻底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
这种揭示了财富之主体本质的见解乃是私有财产的现实机能和现实运动——即工业——的产物。
因此，当马克思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在异化范围内的公开展示时，他至少在某一方面是有理由通过国民经济学而把对象性的活动理解为劳动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虽则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
为出发点，却并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为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与其说阐述了劳动的原理，毋宁说只是阐述了异化了的劳动的原理。
[74]既然国民经济学未曾提供真实而完整的劳动概念，那么，马克思从什么地方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并使之成为关于现实主体的基本表达和基本原理呢？在这里，黑格尔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黑格尔同样整个地局限在异化的范围内：“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
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而。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75]
如果说劳动的真正本质不是在私有财产的直接性中，而只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私有财产中才得到确证，那么，关于真正的、属人的劳动的原理就只能由这样一种现实的运动及其理论表现来提供：它不仅是对于扬弃私有财产之运动的自我阐明，而且是这个现实的扬弃运动本身。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共产主义学说对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来说的必要性。
因为正是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对于局限在异化范围之内的劳动概念——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等的劳动概念——进行批判的理论立足点。
国民经济学直接把人的异化了的规定（作为私有财产之主体本质的劳动）理解为人的现实性；黑格尔提供了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而占有对象性本质的“异化了的见解”
；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乃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
[76]。
这里所谓真正人的生命，所谓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就是作为人的类本质、作为私有财产之积极扬弃的主体本质——劳动。
如果说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状态下，劳动只是人的异化了的本质或在异化范围内的人的本质，那么，在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共产主义的条件下，这种劳动才扬弃自身而成为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实现，劳动的产物才成为本质的对象对人说来的存在。
因此，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可能从根本上最终陈述劳动的真理，陈述对象性活动的真正意义：人同世界的一切属人的关系，乃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而对对象的真正占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稿》再度提示了马克思在这一主题上的第三维：只有一种关于现实地扬弃私有财产的学说，即共产主义学说，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原理在理论上的完成和实现。
于是，在关于“劳动”
的理解上，我们重又回到了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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