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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既“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
，又包含着“预示着未来的先兆”
之点，从而用“未来”
引导社会运动。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因而，从现实社会出发去考察过去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
[43]。
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马克思“透视”
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同时发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44]。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双重功能，即说明历史和预见未来。
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波普尔的“历史不可预见”
的观点同样引人瞩目。
在波普尔看来，历史进程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而知识增长本身无规律可言，因而在历史领域，预见是不可能的；历史决定论必然要作预言，然而预言本身就参与并影响着历史进程，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取消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
波普尔不理解历史并非只是知识的运行，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总体运动；不理解现实既是过去的延伸和拓展，又是未来的起点，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过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着未来。
因此，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不仅能合理地说明过去，而且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波普尔之所以不理解说明过去与预见未来的关系，是因为他混淆了预报与预见。
预报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
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不能预报。
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得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其参加者不可能被预报，但人们可以预见发展趋势。
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
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
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在“从后思索”
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现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从而对未来发展作出了科学的预见。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黑格尔：《小逻辑》，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同上书，242页。
[4]［德］黑格尔：《小逻辑》，2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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