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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看来,知古方可知今,知古便等于全知了。
孔子把管仲尊为仁人,却不许称为智者。
在孔子看来,智者必须知古,管仲不知古礼,便成了小器之人了。
谈古方可道今,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生(士阶层)由此而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各阶层连为一体的重要因素。
第三,与发达的历史学相适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治史方法。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完善程序,是与其研究方法的完善程序相适应的。
综观中国史学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应该说是“求实”
。
孔子修《春秋》,便“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强调“属辞比事”
,述而不作,是非明辨,褒贬精当,谨慎之至,留下了著名的“春秋笔法”
。
司马迁作《史记》,则提出了“见盛观衰”
、“原始察终”
、“具见表里”
的世界历史认识方法,并引以为研究历史和现实世界的基本原则。
汉代班固在总结和褒扬司马迁的治史方法时提出了“实录”
的原则:“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5]唐代刘知几还进一步补充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16]王夫之更是反对史学研究中的主观臆断,强调“征可闻之实”
。
他说:“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
[17]一直到今天,“有一分史实讲一分话”
,仍然是史学家们治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第四,强调“知行合一”
,不自觉地把正确认识世界的历史规律作为合理支配人的行为的必要条件,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内在地结合起来。
孔子曾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18]把历史责任(命、使命)和社会行为规范(礼)作为人们合理行动的必要前提。
子思则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19]把人们的行为与其自知程度联系起来考察。
为此,他还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五大要旨,把“笃行”
作为最重要的一条,认为一旦达此,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
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把对自然—世界规律的认识与人们的应对及效果联系起来,强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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