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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人类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主题和终生奋斗的社会理想。
这样的理论主题和社会理想决定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必然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发展予以特别关注。
探讨社会发展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人的解放的道路和途径。
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交融在一起的：人所以要改变现实世界，促进社会发展，为的就是改变人的现有生存状态，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以充分发展和实现；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就体现在它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保障人的价值能够得到正常实现，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社会发展实质上是人的发展，因而唯物史观所涉及的人与物的关系便是以人为中心的“为我”
关系，“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2]。
这种“为我”
关系实际上就是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的需要当然首先是物质需要，但物质需要并不是人的需要的全部，还有其他多方面的需要。
诚如马克思所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3]由人的需要、人的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所决定，社会发展自然不能仅仅是物的发展即经济发展，而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
由于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关键是要摆脱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力量的外在强制和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因而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具体探讨过程中，自由问题便成为中心话题，并成为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
为了清楚地再现和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逻辑，有必要再简要地回溯一下马克思哲学的实际发展过程。
对于人的自由与发展，马克思在其最初表露和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博士论文中，借助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突出强调的是“自我意识”
。
因为“自我意识”
是自由的象征，充分体现了自由精神。
为此，马克思通过原子及其运动的质料与形式、直线与偏斜、必然与偶然等关系问题的分析，明确表达了自由的立场；同时通过强调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表现了强烈的实践指向。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自我意识，而是用把黑格尔的“客观理性”
改造过来的“自由理性”
来表达和阐释自由，并以此来审视当时遇到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4]；“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
[5]。
衡量国家、法律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自由理性。
为此，马克思强烈地批判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和法律，认为这样的专制制度同封建制度一样，“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
[6]，因而必须予以推翻。
《莱茵报》时期对大量社会现实问题和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深表怀疑。
原来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解放诉诸国家和法，希望通过国家和法来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现在看到这种愿望不过是一种缥缈的空想，因为无论国家还是法在社会生活中都不是根源性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
[7]既然市民社会是根源性的，因而考察人的自由、解放的基点和重点必然要转移到市民社会的分析上来，由此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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