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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文化的知识论研究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了20世纪更为全面和丰富，涉及各种文化现象，从图腾、神话、习俗的自在的文化现象到文学、艺术、宗教等自觉精神现象。
例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泰勒所理解的文化现象就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18]。
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这样描述文化的总体性和普遍性特征，他们指出，“文化就是生活中数不清的各方各面。
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包含了后天获得的，作为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为、观念和态度。
我们每个人都诞生于某种复杂的文化之中，它将对我们往后一生的生活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19]。
对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的细致入微的、实证的和科学的考证与描述，成为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根本性任务。
知识论文化理论关于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指向人的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人们从不同角度，例如，从宗教、信仰、给定的地方性知识储备、语言、艺术、仪式、习俗、原始意向、集体无意识等各个方面研究作为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的文化。
例如，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明确地强调了文化的规则性特征。
他指出，“我们应当期望文化能表明它是某种规则，而这已被证明确实如此。
现在，可以用如下的话来完成我们的定义：‘文化’，就是‘社会成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行为规则，但是剔除那些在起始时已明显地属于遗传的行为规则’”
[20]。
如前所述，美国学者C.恩伯和M.恩伯强调了文化的普遍性和总体性特征，但是，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所代表的行为规范体系。
他们是从文化所具有的整合性和适应性特征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
他们指出，“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仅仅是习俗的随机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往往是整合的，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一般是有适应性的”
[21]。
从这种分析进一步推论，他们认为，“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
[22]。
我们发现，这些关于文化的理解已经接近文化哲学视野内的文化范畴，即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的文化。
20世纪许多文化学家热心于对文化问题作更为具体和深入的探讨。
在这方面，文化模式论的见解很有影响，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民族的耻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的决定作用。
在文化人类学中还存在着关于文化问题更为具体的研究。
例如，以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米德、林顿、克拉克洪等人关于文化和人格问题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结构学探讨，利奇、道格拉斯等人的象征人类学对仪式象征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文化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于文化问题作了极为细致与深入的探讨。
在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形式的研究中，很多学者探讨文化的演化和发展问题。
这一问题，伴随自觉的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为理论家们所关注。
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争论。
以“人类学之父”
泰勒以及摩尔根、巴霍芬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关于文化的系统阐释的流派。
他们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性特征。
以德国的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英国人类学家威廉·里弗斯、埃里奥斯·史密斯和威廉·佩里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论学派，从基本特征上来看，也属于文化进化论学派，但是，他们对泰勒等人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了激烈的批判。
他们反对古典进化论学派关于各个文明“独立发明说”
和“平行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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