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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43]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44]。
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把“现代社会”
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
这是马克思哲学注重“批判”
的本质所在。
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
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
，以“去掉”
、“摆脱”
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
和“迷雾”
。
这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
的秘密所在。
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
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揭示出社会批判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转承逻辑和现实意义。
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其“批判”
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
指向。
无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
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
，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
，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的时代。
《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
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
。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
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充分而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
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之“内”
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
，而是站在之“外”
去透视、揭露其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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