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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实际问题——生产、政治事件等等——黑格尔的方法论就显得无济于事了。
问题不仅仅在于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如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还在于对现实所作的抽象的哲学解释，这种解释和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的要求是矛盾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论时指出，他们对任何社会现象都套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最简单方法”
。
一切社会对抗，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任何差别，他们都能在黑格尔的“矛盾”
观中轻而易举地为其找到根据，然后就通过对立因素的“高度综合”
而把矛盾解决了。
例如，40年代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并不认为，研究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们和保护关税派在经济科学和经济实践中的斗争是必要的。
有了关于争论的实质的最一般、最寻常的观点，以便按黑格尔“通过高度综合扬弃对立面”
的药方轻松地解决这一争论，这对黑格尔派哲学家来说也就够了。
然而，假如在经济关系史上延续不止一个世纪的这场保护关税派与自由贸易论者的斗争依然如故，那么这样解决问题又有多大价值呢？
马克思还揭露、说明和讽刺挖苦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技巧的其他不少缺点。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技巧的主要缺陷恰恰在于：它不能在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方面和在解决现实生活的实际问题方面起到应有作用。
50年代下半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集中的科学研究。
此外，政论性著作——论述国际政治和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抨击性的文章——在他的创作中也占有重大地位。
（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报纸上。
马克思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合作的时间最长。
）60—70年代，对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活动的理论指导和帮助德、法、英等国正在发展的工人党，在马克思的创作活动中占有很大地位。
马克思在这些年里所写的文章、抨击性的小册子、宣言和党纲，其中有许多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发展的重大贡献，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几篇文章（1853年）、《福格特先生》（1860年），等等。
还应当指出马克思致恩格斯、Φ.拉萨尔、Л.库格曼等的书信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的创作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俄罗斯。
关于它的未来历史发展前景的思想。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俄罗斯的课题的分量逐渐增加，这是符合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的。
马克思和M.A.巴枯宁的争论（在有关巴枯宁的《国家机构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笔记中）特别重要，特别需要专门的研究。
马克思后来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H.Ф.丹尼尔逊的通信、著名的致B.И.查苏利奇的信等等，也是如此。
在马克思撰写的第一国际的纲领性文献中，理论上最重要的是论1870年普法战争的材料和论巴黎公社的材料。
近年来，由于就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展开争论，人们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名著的兴趣大增。
在第一国际的文献中，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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