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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哲学战场上，正和在其他战场上一样，愈是对哲学无知，愈是不经心的人，愈容易成为歪曲哲学的俘虏。
过去的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的发展，对哲学有很大的作用；哲学的发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更有决定的影响。
到了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现阶段，科学和哲学已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许多先进的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哲学的科学，而唯物辩证法亦已事实上成为科学的哲学。
现代自然科学家不注意哲学的武器，那就只能成为黑暗的阶梯上的摸索者，爬行者，不容易有明确的认识，更不易有伟大的创造。
他们就是要对于自然科学既得的成果，作正确的认识和说明，亦往往办不到。
柏兰克（Planck）在发现了伟大的“量子论”
后，倒反跌入了不可知论。
物理学的新发展，使艾丁顿（Eddinton）之流更深一层陷入主观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这都是明显的例子，所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黎铿巴氏（H.Reibach）说道：“所以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于此处所遇到的问题，在哲学上常属于玄想的一类。
不过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以前不能求其在理想上有严正的解答。
虽然如此，仍只有对这些问题在哲学方面加以思考，方可求得解答。
我们的确不相信坚持着哲学思想所因袭的旧方法可获得更进一步的结果，这些问题已在算理科学的手中，接受了更为确切的定式，所以它们根本须要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概念及研究，以及科学概念的形成，接触得最密，因而把知识问题从根本上再发展一次者，这必是新的自然哲学。”
唯物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密切关系，以及“新的自然哲学”
对于现代科学的重要性，都在这段话中表示出来了。
三、唯物辩证法与社会科学
唯物辩证法是在社会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新哲学的发生，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发展，及19世纪普罗列塔里亚特的国际运动，是不能想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是正当西欧社会关系急剧转变、劳动阶级的斗争、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到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时期。
18世纪末年的法国革命、十九世纪初期的劳动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1831及1833年里昂劳动者的暴动、1830—1840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都给予二氏深刻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二重压迫下的德国普罗列塔里亚特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劳动阶级的斗争，很快地从经济的斗争进展到政治的斗争，从地方的运动进到全国的联合，更进到国际的联合行动，形成1848年的革命。
唯物辩证法便是在这些普罗列塔里亚特的斗争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1871年3月18日法国无产阶级巴黎公社的建立，不但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有莫大的意义，它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法则，亦提出了确切的证明。
恩格斯的哲学名著《反杜林论》正是在1877—1878年出现，这决不是偶然的。
唯物辩证法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
唯物辩证法在劳动运动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它对于普罗列塔里亚特的革命运动和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又给予伟大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曾再三指出，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发展——经济当然也包含在这里面——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上是不可缺少，恩格斯在他的论文集《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序文中也说，如果没有辩证法，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这充分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辩证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密切关系，给予多大的重视。
在一切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普罗列塔里亚特的革命斗争中，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对于革命斗争的前途起着决定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革命的实践，是普罗列塔里亚特手中无敌的武器。
一切资产阶级学者，要为资本主义说教，把资本主义的社会，说成永久的理想王国，就不能不远避辩证唯物论，而采取观念论或者藏头露面的观念论哲学。
但是他们主要的弱点正是在这地方，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现象，一切社会科学的问题，都是他们的反动哲学观点的死对头。
铁的事实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说教者们弄得狼狈不堪，使他们不能不飞到天上去找资本主义周期恐慌的原因。
他们有时力说着资本主义周期的恐慌，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而是因为太阳的黑子变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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