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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观点。
东汉的王充发挥了管仲的这个观点。
王充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不在于人的性质，而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生产的丰歉则由于自然界的原因（风调雨顺或水旱成灾）。
由此，王充得出结论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
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9]王充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运用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上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并肯定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因果联系，他否定意志决定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在欧洲，例如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对于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下面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没有住所、衣服和工具，他们以偶然获得的食料充饥。
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
，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
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了“环境决定意见”
的观点。
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的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
但是，他们在提出这种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
这个公式。
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
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循环，他们仍然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先知先觉的人物的身上。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
列宁曾认为在黑格尔的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出现过很多的唯物主义派别；而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10]
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
在任何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精神劳动的特权，被剥削者承担从事体力劳动的沉重义务。
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
不同的剥削阶级以及同一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抹杀被剥削者——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的特权，总是把某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神的意志或某种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
因此，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的阵地。
只有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摆脱剥削阶级的一切偏见，只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不可能产生，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
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大机器生产才提供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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