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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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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描述可以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或开端，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相比，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二是这一时期传播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唯物史观；三是已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了理论与实践之张力，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克服之。
因而，尽管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但由于抓住了唯物史观这一核心内容，且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有所意识，这一开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本源性与开放性。
1.“理论准备不足”
析论
无疑，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与前述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大致上应当是同样的。
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却有一点与之相当不同：这就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非是出于理论兴趣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而主要是出于实践兴趣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甫一找到这一利器便即刻投入使用，而未给自己留下多少在思想中先行操练的时间。
前面曾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虽然已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人们也未能将之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详加区分，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仍主要是进化论思潮。
《新青年》同仁也大都接受了这种思想。
正在苦苦追求救国之道之时，十月革命使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道路。
这就激发人们去效法苏俄，走以社会主义革命救中国之路。
因此，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实不可小视。
但由于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被零星地介绍进来，因而就还根本谈不上系统的理解。
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与俄国，都是十分不同的。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其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自然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正相关联的。
在此意义上，石川祯浩所批评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成正相关的观念，倒是十分正确的。
但这种正确的前提是该国家处于常规的历史状态之中，即除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并无其他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危机。
但现代中国显然并不是处在这样一种常规状态之中的，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规的、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极度危机状态之中，从而人们对于能够有效救国的理论便处于一种极度的渴求之中。
任何这样一种理论，一旦到手，便恨不能即刻投入使用，以便尽快见到成效，哪里还有时间去精雕细刻？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就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人们尚未在理论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当然，重提这一历史事实，不是要提出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更不是要对当时那些历史行动作另外的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
我们只要看一下1926年6月6日《觉悟》（《民国日报》之副刊）上发表的署名“汉俊”
[43]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就可以见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条件及状况。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颇能够说明问题的话：
在我们中国，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我们将所有的照易难的次序列出来罢：
关于全貌的：
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
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关于唯物史观的：
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
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
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丏尊、李继祯合译，新时代丛书社）
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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