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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断。
在我看来，这一论断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一致的。
纵观整个20世纪，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取向，然而，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换言之，以“西方中心主义”
为基点的普适性历史话语是否合理？在对这个问题，即关于东方与西方关系问题的思考上，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存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见解。
马克思哲学的故乡是欧洲，但马克思绝不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其立足点无疑是西方社会。
但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又把视线转向东方社会，并建构了自己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
正是在剖析西方社会，研究“世界历史”
以及探讨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命运的过程中，马克思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
。
具体地说，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反对把西方社会的演化模式套在东方社会，认为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在东方社会并非普遍存在。
例如，“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
[36]。
这实际上解构了西欧封建制度的普适性。
这是其一。
其二，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37]，从而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普适性。
其三，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
的设想，这一设想实际上是解构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适性，充分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中心主义”
的解构。
由于哥白尼，我们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由于马克思，我们知道了西方不是世界的中心。
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东方学”
，解构“西方中心主义”
的过程中，马克思又揭示了西方经济与政治霸权，认为西方社会掌握着经济、政治输出的主导权，并通过战争以及经济、政治交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38]。
在马克思看来，殖民地以及整个东方社会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只能是既“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同时又超越资本主义。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
的解构及其东方社会理论在当代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中产生的后殖民主义同样关注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开卷便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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