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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集会结社，不是为空谈，而是为行动；政治是一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他们当做事业看待，说话只是手段，效果才是目的，哪怕是眼前看不见的效果。
他们服从这个目的，敬重代表这个目的的人。
被统治者敬重统治者，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现象；统治的人不好，人民会反抗，但耐着性子，用合法的手段反抗；制度有缺陷，他们慢慢地加以改良，决不把制度打烂。
凡是日耳曼人住的地方都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现在瑞典、挪威、英国、比国、荷兰、普鲁士，甚至奥地利，都是如此。
到澳洲与美洲西部去垦荒的农民也把代议制带过去；新落户的居民虽然粗暴，代议制也很快发展起来，并且毫无困难地维持下去。
比利时与荷兰立国之初就采用这个制度；尼德兰一些古老的城邦都是共和国，虽然有封建主，整个中世纪都维持共和政体。
自由结合的团体纷纷建立，不费气力地存在下去，小团体和大团体一样，而且就存在于大团体中间。
十六世纪时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小镇都有火绳枪会和修辞学会，一共有两百以上。
便是今日，比利时还有无数这一类的团体：有射箭会，有歌唱会，有养鸽会，有养鸟会。
在荷兰，一些私人自愿结合起来，包办全部的慈善事业。
集体行动而谁也不压迫谁，是日耳曼族独有的本领；也就是这种本领使他们能把物质掌握得那么好：他们凭着耐性和思考，适应自然界和人性的规律，不是与规律对立而是加以利用。
从行动转到思考方面，考察他们理解和表现世界的方式，这种深思熟虑和很少肉感的民族性也有痕迹可寻。
拉丁民族最喜欢事物的外表和装饰，讨好感官与虚荣心的浮华场面，合乎逻辑的秩序，外形的对称，美妙的布局，总之是喜欢形式。
相反，日耳曼民族更注意事物的本质，注意真相，就是说注意内容。
他们的本能使他们不受外貌**，而鼓励他们去揭露与挖出隐藏的东西，不怕难堪、不怕凄惨，一点细节都不删除、不掩饰，哪怕是粗俗的、丑恶的。
表现这种本能的无数事例中，文学和宗教尤其显著，因为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在这里非常突出。
拉丁民族的文学是古典的，多多少少追随希腊的诗歌，罗马的雄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路易十四的风格；讲究纯净、高尚、剪裁、修饰、布局、比例。
拉丁文学最后的杰作是拉辛的悲剧，写的是君王的举止、宫廷的礼节、交际场中的人物、高度的修养。
在雄辩的文体、巧妙的布局、典雅的文采方面，拉辛是个大师。
相反，日耳曼文学是浪漫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传说《埃达》和北欧的传说《萨迦》；最大的杰作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现实生活的完全而露骨的表现，包括一切残酷、下贱和平凡的细节，一切崇高而又野蛮的本能，一切人性的特征；文体有时亲切到流于猥琐，有时诗意浓郁，达到抒情的境界，永远不受规律约束，夸张过火，前后脱节，但是有一种无比的力量，能够把火热的激昂的情欲灌注到人的心里。
再考察宗教。
欧洲人在十六世纪遇到一个非选择信仰不可的危机；看过原始文献的人都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是怎样一些偏爱的心使一部分人走着老路，而另一部分人走上新路。
所有的拉丁民族，连最微贱的庶民在内，都保留迦特力教［旧教］的信仰，绝对不愿意摆脱他们精神上的习惯，忠于传统，服从权威。
他们醉心于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的仪式，教会内部井井有条的等级制度，迦特力教那种天下一统，永世长存的气概不凡的观念；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礼拜，表面上的修行，看得见的虔诚。
相反，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民族都变为新教徒；比利时也倾向于宗教改革，它的不曾改宗是迫不得已，因为法尔内塞[4]打了几次胜仗，因为多数新教家庭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也因为精神上经过一次特殊的危机，就如在鲁本斯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的。
其他的日耳曼民族都以形式的礼拜为次，以内心的礼拜为主；认为灵魂得救在于内心的皈依和宗教情绪；他们把教会的权威置于个人的信念之下。
内容占据优势，形式变做附带的东西；而礼拜、敬神、仪式等等，也相对地减缩了。
等会我们要看到，日耳曼族与拉丁族这种本能在艺术方面的对立，在趣味与风格上也产生类似的差别。
眼前我们只消抓住区别两个种族的基本特征就够了。
日耳曼族与拉丁族相比，固然身体没有那种雕塑的美，口味比较粗俗，气质比较迟钝；但神经的安定，脾气的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容易为了感官的享受、一时的冲动、美丽的外表而离开正路；他们更能适应事物，以便理解事物或控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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