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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要花到十五年工夫才学会写作，不是说写出有才气的文章，那是学不来的，而是写得清楚、连贯、恰当、精密。
他必须把一万到一万二千个字和各种辞藻加以钻研、消化，注意字与词的来源、血统、关系，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观念和思想按照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重新建造。
如果不下过这番功夫而对于权利、责任、美、国家，一切人类重大的利益发表议论，他就要暗中摸索，摇晃不定，陷入浮夸空泛的字句、响亮的滥调、抽象而死板的公式。
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看报纸和通俗演说家的讲话；而在一般聪明而未受古典教育的工人身上尤其显著；他们不能控制字眼，因之也不能控制思想；他们讲着一种高深而不自然的语言，对他们是一种麻烦，扰乱他们的头脑；他们没有时间把语言一点一滴地滤过。
这是一个极大的不方便，而为希腊人所没有的。
他们的形象的语言和纯粹思考的语言，平民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并无距离；后者只是前者的继续；一篇柏拉图的《对话录》，没有一个字眼不能为刚从练身场上修业完毕的少年人所理解；一篇狄摩西尼的演讲，没有一句不能和雅典的一个铁匠或乡下人的头脑一拍即合。
你们不妨把皮特Pitt或米拉博Mirabeau的一篇演讲，甚至艾迪生Addison或尼科尔[12]的一篇短文，试译为纯粹的希腊文；你们势必要把原文重新思索，更动次序；对于同样的内容，你们不能不寻找更接近实际事物与具体经验的字眼[13]。
一切真理与谬误，在一道强烈的光照耀之下，会格外显著；以前你们认为自然和明白的东西，现在会显得做作和暗晦；经过一番对照，你们会懂得为什么希腊人的更简单的思想工具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方面，作品也跟着工具而变得复杂，而且复杂得超过一切限度。
我们除了希腊人的观念以外，还有人类一千八百年来所制造的观念。
我们的民族一开始就得到太多的东西，把头脑装得太满了，才脱离粗暴的野蛮状态［指近代的欧洲人］。
在中古时代晨光初动的时候，仅仅在咿哑学语的幼稚的头脑就得接受古希腊古罗马的残余，以前的宗教文学的残余，头绪纷繁的拜占廷Byzatin神学的残余，还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知识总汇，原来就范围广博、内容深奥，还被阿拉伯的笺注家弄得更繁琐更晦涩。
从文艺复兴起，经过整理的古文化又把它的概念加在我们的概念之上，有时还扰乱我们的思想，不问合适与否硬要我们接受它的权威、主义、榜样，在精神和语言方面把我们变做拉丁人和希腊人，像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学者那样；拿它的戏剧体裁和文字风格给我们做范本，像十七世纪那样；拿它的格言和政治理想来暗示我们，例如卢梭Rousseau的时代和大革命时期。
已经扩大的小溪还有无数的支流使它更扩大：实验科学和新发明一天天日益加多，在五六个大国中同时发展的现代文明也各有所贡献。
一百年来还加上许多别的东西：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的知识开始传布了，东方的与遥远的文明发现了，史学的惊人的进步使多少种族多少世纪的风俗人情在我们面前复活过来。
原来的细流汇为大江，驳杂的程度也一样可观。
这都是现代人的头脑需要吸收的，真要像歌德那样的天才、耐性和长寿才能勉强应付。
可是在江河的发源地，水流要细小得多，明净得多。
在希腊史上最美好的时代，“一个青年学的是识字、写字、计算[14]，弹六弦琴、搏斗和其他练身体的运动[15]”
。
“世家大族的孩子”
受的教育只有这些。
不过加上音乐教师教他唱几支宗教的和民族的颂歌，背几段荷马、赫西奥德和别的抒情诗人的作品，出征时唱的战歌以及在饭桌上唱的哈莫迪奥斯歌[16]。
年纪再大一些，青年人就在广场上听演说家们演讲，颁布法令，引用法律条文。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青年人倘若好奇的，可以去听哲人学派的舌战与议论，他也会想法找一本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e和“埃莱阿泰的泽农Zenon”
［英文写做Zeno］的书[17]；有些青年还对几何学感到兴趣。
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教育完全以体育与音乐为主，在练身之余花在留心哲学讨论上的一小部分时间，决不能和我们十五年、二十年的古典研究和专门研究相比，正如他们二三十卷写在草纸[18]上的手稿不能与我们藏书三百万册的图书馆相比。
所有这些对立的情形，归结起来只是一种全新的不假思索的文明和一种煞费经营而混杂的文明化的对立。
希腊人方法少，工具少，制造工业的器械少，社会的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输入的观念少；遗产和行李比较单薄，更易掌握；发育是一直线进行的，一个系统的，精神上没有骚乱，没有不调和的成分；因此机能的活动更自由，人生观更健全，心灵与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劳、改头换面的变化，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就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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