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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具体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黑格尔把握市民社会的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所谓的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即对市民社会的消极理解；另一个是“形式普遍性”
原理贯彻的世界，即对市民社会的积极理解。
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却只看到了市民社会否定的或者消极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市民社会积极的一面。
之所以这样，可能跟马克思有意强调他与黑格尔的分歧有关：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和市民社会虽然是分离的，但是由于市民社会最终要统一于国家；而马克思则要强调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差异性，这必然会重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将市民社会仅仅理解为个人追逐私人利益的特殊性领域。
这一缺陷一直延续到稍后的《德法年鉴》中，在后面我们将看到，即使在离《巴黎手稿》最近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他也仍然只从特殊性原理的角度来规定“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
、“市民社会的精神”
。
结果，市民社会被描绘成一个利己主义的、利欲熏心的、尔虞我诈的、犹太商人的世界。
从这点来看，整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内容理解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
当然，马克思之所以不能全面地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归根结底，是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吸收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所造成的。
没有国民经济学的知识是不可能认识到“需要的体系”
对于统一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义。
直到1843年底，从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大约从这时起，他也开始像青年黑格尔那样，疯狂地学习英法两国的经济学，寻找解剖市民社会的钥匙。
在经过了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李嘉图、穆勒等人的经济学，特别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以及分工和交换理论的研究以后，他才意识到市民社会对于将原子式的个人结合起来的作用，在《巴黎手稿》中发现了“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95]这一事实，从而纠正了以往只从否定角度理解市民社会的局限性。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并不是直接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换句话说并不是经过黑格尔这一中介来接受国民经济学的，他是在1844年独自完成这一进程的。
这一进程不仅使马克思重新理解了斯密和黑格尔的意义，结合了作为其新世界观基础的经济学与辩证法，而且使他逐渐锻造出了属于他本人的市民社会概念，并最终将这一概念上升为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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