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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价值观特有的固有权利正在于：女性喜爱的不是人的“成就”
和成就力的价值，而是人的整合性存在的价值。
因而，只要成就值得被人作为价值尺度接受下来，“压制”
女性（一旦出现）的真正结果就不是女性没有做出男人价值观看来是伟大而崇高的成就，而是女性特有的力量之特有的成就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若撇开这些最终的可称为“女性运动之形而上学”
问题的问题不谈，若我们满足于提出那种眼前的现实主义问题，那么，政治力量通过女性表决权学说的胜利构成了哪些新形式呢？比如，倘若巴伐利亚州全部劳工女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拥有政治选举权，会产生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的整个另一半（女人）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或者说，在罗马教廷与国家和国王的关系上，意大利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将产生什么影响？对法国与罗马的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女性表决权》杂志（1913年3月）指出：议员特里姆波恩（Trimborn）1912年10月22日在普鲁士议会上的发言是呼吁天主教女性采用新策略的一个信号，而且确实受到了重视。
天主教女性联盟主席德兰思菲尔德[3]借此机会提出，按福尔哈贝[4]主教之见，在天主教教义中，并没有“与女性表决本身相矛盾之处”
，女性表决权的实行只是个时机问题。
《女性表决权》杂志以铮铮之言对中央党的这一转变表示欢迎，并特别强调自由党人所因而感到的不满：“因为，对女性参政的天生憎恶在广大俗流群众中太多；平均自由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些俗流群众之中。”
在此，这些事实也许仅只表明，从女性运动的进程中必然产生有益于天主教会事务（一如任何保守事务）的利益，对这一利益的认识则在思想上早已有所准备在德国也开始变得直接而实际地富有成效了。
在此所强调的女性运动的意义，也适用于女性运动与生育能力的关系这一特殊问题。
在种属生物学家当中，有许多人从医学家立场出发反女性运动；他们所拣的反对立场还将有效，但当前述那种挑选法则，即具有男子气的女性类型的经济优先挑选法则失效，它也随之失效。
不过，女性赢利活动对女性生育能力产生负作用之原因，正是这种现有工业主义制度（过于男人气的制度）之本质中的法则，而不是男人们抱怨的那些当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女性运动的形式。
所以，种属生物学家中有人近来喋喋不休的劝诫性的道德说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是，他们抱怨保证生育能力健康的女性特点的衰退现象（不单是社会生物学上的，而且也是种属生物学上的，即通过遗传而不断积蓄起来的衰退现象）还是有理由的；不过，这种抱怨失去对象，并非由于提倡女人的所谓“天生职业”
而是由于充当他们所抱怨的现象之最终原因的挑选倾向正逐渐缓和。
这一缓和只与下述情况相关：女性获得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样一来，女性参与确定我们的劳动和文化目的、参与确定我们文明本身的劳动需求的任务有了可靠保障，参与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并获得一种适合女人天质、女人特有天赋的旋律——没有这一旋律的共鸣，上述任务就提不出来。
由于（也只有由于）下述论据才会生效：经济上更为独立的女性能够通过更自由称心的选择而保证生育能力获得更好的机会；在这一情形下，女性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就无须如当前这样让自己去成为男人气的女人，无须在自己身上再三地去培养与男人相应的力量。
形形色色的协会为争取“保护母亲和母亲权利”
、为争取“婚姻改革”
和一门所谓的“新的女性伦理学”
而作出了许多努力；不过，迄今为止，为此提出的理由还很成问题；这些努力本身在当前还十分混乱和含混。
在上述的发展过程中，所有这些努力将获得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意义。
因为，既然这些努力在当前如此混乱，那么，它们就必须被看作与迄今一直占据社会主要舞台的资本主义的运动尖锐对立的那种女性运动的本初开端。
这一点已很清楚，因为，无论如何那种类型的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获得越来越高的社会评价；但那种类型的女性的代表们经常面临因工业主义制度的选择倾向而沦为妓女的危险。
在这一制度中，在同样的财产和地位的前提下，只有非女性化的女人才能靠自身的力量攀上经济独立的高度；当工业制度越提高男人的经济地位，男人越具有计算的天性，他们就越少倾向于娶一位激起他们心中爱情的穷姑娘；有女性味的女人则只好处于与“卖**”
只有一步之隔的境地（按我们迄今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判断”
来看）。
这正是工业主义制度的内在悲剧。
了解这一处于“边缘”
的女性阶层的专家们断定：不仅这一阶层的人数会不断增长，而且人的品质和习俗以及这些女孩和女人的教养和秀美在最近数十年中也会获得巨大的改善。
在存在上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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