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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教的真正的世界主义既极其厌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也痛恨已被基督克服了的古代犹太人的“选民”
思想（英国把卡尔文主义的优选思想移植到国家和“帝国”
当中，从而接受了“选民”
思想）；既厌恶关于千篇一律、独一无二的所谓世界文化的无聊思想，也痛恨政治上叫嚷世界共和国的共济会的闹剧。
就连现在正可怜巴巴地分崩离析的国际主义的阶级和工人共和国的偶像，也同样不接受这种世界文化和世界共和国。
只有教会才要求包括全体人的大一统（教会凭借只由它掌管的最高的、不可分割的价值的内在权利），但是就连教会也没有说过，据说也的确没说过要直接领导精神文化——如果它不打算把自己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也无权这么做。
教会的义务和责任，只有保护本真的丰富的文化，使它免受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害，免受所谓精神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它发觉由于某个艺术方向基督圣体的全部宗教财富而蒙受损害，或被诘难时，便公然申明这个事实。
教会及其首脑，即教会最高权威，要求对精神的文化生活实施上层监护。
正是这个要求——在涉及拯救的问题上——在战前各国中，使近代欧洲对教会极为反感。
正如人们不愿意把基督教的伦理法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原则，人们也不愿意基督教教会干预较高的文化创造、艺术、哲学、科学；而正是因为这个各文化区和文化民族生气勃勃的相互吸取，在近代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土崩瓦解，在语言上、方法上、风格上，都逐渐被那个日趋狭隘和尖刻的，否认各民族必须相互取长补短的文化民族主义所取代，事实上教会权威对非基督教文化思想拥护者的干涉——倘若果真如此——其作用才必然是异己的、机械的和外在的。
在拯救问题上，教会权威直接干涉理性和文化的所谓自主性的权利，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统治集团所否认。
然而，问题恰恰就在于：由于包括最高的、精神的行动在内的人类所有行动，同时也就是集体的行动，所以，统治着生活的集体理念的内涵和它特殊的本性，对于这些行动的精神、产物和进一步的发展，意义至关重大。
人类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创造着一个严格内在的风格整一和结构整一。
例如，就国家而言，哪里有任何一种专制国家的形式在掌权，就经济而言，与旨在满足需要的经济相反，哪里自由竞争及唯利是图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哪里无节制的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肢解了基督教的集体理想，在那里，在同一个教会内的共同信仰就不存在，而且共同行动的人在认识中以时代构成的时间系列，和空间的并列的共同认识，其核心部分也就被抛弃了。
中世纪时，一代又一代人齐心协力共同建造绝无仅有的一个教堂——却不失其建筑的风格个性。
因此，那个时代不同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哲人们便满以为可以不计他们世界观的不同色彩，共建同一种永恒的哲学。
在近代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两个密切相关的原则。
它们取代了各时代和各民族的这种有机而素朴的共同思维、共同观照和共同感觉。
这两个原则，一个是贯穿于成千上万种低级形式中的主观主义的批判主义，一种是民族间相互拆台的原则。
而且，在民族之内又有所谓学派，学派之内又有个人在你争我夺。
此外，不同的时代和不同代的人也各不相让。
后一个时代和后一代人，总想超过前一时代、前一代人，目的实际上不外乎立刻又被下一个——或许还未产生——的时代和人扔进垃圾堆。
这种生死循环的节奏呈加速度状。
过去人们认为，人的精神作为上帝的杰作，来自真理的内核，有能力在观照和思维中，在不断的意识中认识客观世界，洞察物的存在。
这种献身于客观世界的情感是精神性的，十分质朴，并由爱来引导，如今则已被近代思维所取代。
近代思维在原则上是怀疑的，怀疑自己的精神力量我称之为深深的“与世界为敌”
的态度。
“敌视世界”
，指的是否定整个自身也隶属于世界的质、形式、价值和形态，把世界理解为一盆乱七八糟的物质的粥糊——人必须凭着理智的行动，靠着实干，从这盆粥里弄出些有意义的东西来。
举个例说，康德哲学作为一个特殊情况，就属于这样一种形式。
就社会而言——作为统治文化创造的灵魂——精神性的、爱虚荣的竞争冲动在一切事物中，极为类似地取代了可爱的集体定向和共同定位。
竞争冲动不是想通过与事物的直接接触来创造某种特殊的东西，获得真理，而是要求借助于原始的批判，揭示其他事物和人的谬误和假象来做到这一点。
只有当我们爱事物时，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事物。
只有当我们相互热爱，并共同爱某一事物时，我们才能相互认识——同样地，就连上帝也只有出于他伴随着爱而产生的解救世人的意志，才能在他的为我们赎罪而牺牲的圣子身上展示他的与启示一致的本质的认识。
只有爱才能全部接受这个传达——这一切歌德已经说过，奥古斯丁也认识到，但在原则上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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