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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行的著名评论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有一个问题太容易被遗忘，即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将批判的视野从形而上学和神学决然转换到社会、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将自己与黑格尔主义前辈们区分开来，实际上是要以直接相反的话语来发言。
这样一来，真正与反神学黑格尔主义者们分道扬镳从而进行自己的社会经济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宣称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
③，视线由此转向政治和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以及他们的学生，普遍地接受了他们早年思想形成时的理论表达，于是，指认马克思在他早年的主要著作中将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和观点从“神学”
转化为“政治学”
，已成为学术文献的一个标准。
更为一般地说，认为从宗教和哲学的批判到政治学的批判这一变换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激进的黑格尔主义当中，这也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这一叙事有一个很长的传统，不仅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有影响力的哲学史家厄尔德曼。
①厄尔德曼将黑格尔主义的崩解视为黑格尔借以整合各种各样的学科之过程的一个倒转：由于黑格尔是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进入宗教哲学，再进入国家哲学，所以他的批判的门徒们从逻辑学和宗教哲学的批判进入黑格尔学科综合的其他枝权的批判。
厄尔德曼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在此影响下去找寻黑格尔或者他的后继者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但这是徒劳的。
在得出这个过于简单的理论叙事的过程中，厄尔德曼是将他自己关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基本假设强加于黑格尔和他的批判者，而不是去开放地讨论黑格尔主义的解体和激进化的复杂性。
当然，关于黑格尔学派的历史描述，在厄尔德曼之后的几十年中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同时也保持了对早期黑格尔主义之政治向度的敏感。
约翰·托韦斯的重要著作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黑格尔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在沃尔夫冈·埃贝奇最近的研究中被延展开来。
②尽管我们对黑格尔派政治作品已经进行了如此这般具有积极意义的关注，然而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论证黑格尔派争论之不同方面的交叠与渗透；尽管托韦斯、埃贝奇、沃尔特·杰斯奇克以及玛丽利·C.玛瑟等人进行的那些令人欣喜的研究并不具有普泛的意义，但这样一个趋势却始终是存在的，即根据从19世纪30年代激进黑格尔派之宗教研究到40年代左派黑格尔主义之政治和社会研究这个连续过程来审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
①虽然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即青年黑格尔派在何时从“神学”
转向了“政治学”
，或者从关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宗教哲学讲演录》转向了关注《法哲学原理》，但在有关黑格尔主义运动的大部分学术研究中，如何界定这样一个“时刻”
却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②罗莫·阿维尼利针对费尔巴哈的学生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甚至也假设了从一种话语到另一种话语的跨进：“费尔巴哈从宗教批判过渡到政治和现存国家的批判是一个内在的结果吗?”
③常用以区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激进黑格尔主义的术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跨进的假设。
因此，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黑格尔派成员的宗教批判，被习以为常地指认为“青年黑格尔主义”
，而19世纪40年代赫斯、卢格或者青年马克思等人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批判，被称作“左派黑格尔主义”
，这样一来，19世纪30年代的激进主义似乎与政治批判是绝缘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施特劳斯本人就曾在1837年用“左派黑格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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