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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态度的转换,反映在改革派当局影响的式微上。
然而,埃尔斯特·亨斯登伯、路德维希·格拉克等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开始将他们看作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精神和政治顾问。
④如果国王的“依附”
在普鲁士进步主义者眼中成为一种可疑的东西,那么,其依附机构的行为无疑是出于对他政治上的同情,因为他被虔诚派、神秘派以及浪漫派组成的小集团包裹起来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①虽然存在这样一些让人感到无望的征象,但普鲁士的改革派和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而是乐观地认为,普鲁士进步精神的焰火一定会重新燃起,“自上而下的革命”
一定会最终完成。
他们宁愿相信威廉四世1840年继位之后许下的宪政改革的短暂诺言,充分说明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国家的进步精神的基本信念是坚韧的。
像德意志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一样,19世纪30年代后期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是不能对面前的挫败视而不见的。
他们的事业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国王看上去越来越不愿意做出宪政改革的承诺,但这样的改革曾激起过拿破仑战败之后的进步希望。
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后半段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攻击愈演愈烈,这只能被理解为对立宪的反对在继续、强度在加大。
绝对君权的捍卫者与主张取代君权的先锋派,在人民、议会或法律是否应当被纳入主权结构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范围更广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黑格尔主义者与反黑格尔主义者在人格观念上的政治争论愈益激烈的一个佐证。
更为具体地说,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声音日隆,以及政治争论中人格问题的凸显,都是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年发表之后爆发的论辩风暴的重要表征。
无论是非黑格尔主义者还是黑格尔主义者,都很快发觉了隐藏在施特劳斯反基督转世说、强调人类之神背后的革命的、政治的意蕴。
但正如沃尔特·杰斯奇克指出的那样,“大多数致力于研究黑格尔左派和右派的文献,都没有注意到(而且还持续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施特劳斯争论使宗教哲学的辩论转变为政治的辩论”
①。
当然,我们也看到斯塔尔早在1830年就阐明了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政治意蕴,而巴赫曼在1835年的《反黑格尔》中将黑格尔所谓的泛神论指认为一种雅克比主义的东西。
②而且,自1830年“哈雷事件”
以来,当政府指责新教神学理性主义者对正统的信仰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时,政治就再也没有远离普鲁士新教徒之间的争执。
不过,杰斯奇克的这样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施特劳斯争论使围绕人格概念的宗教一哲学论辩之政治维度明显减弱。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第一位注意到施特劳斯的上帝人格之“非政治”
批判的政治意蕴的人,是最有名望的保守主义黑格尔派成员、法理学家卡尔·勾希尔。
③施特劳斯对上帝一人的否定,以及对人类的美化,其实证实了黑格尔的对手最糟糕的质疑,这让所有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都难堪至极。
亨斯登伯其实难以隐藏他内心的喜悦,因为施特劳斯最终暴露出黑格尔主义的反基督教倾向,并由此开引出有关信仰之强固斗争的主线。
④从另外一个向度来看,非黑格尔主义的神学理性主义者,在施特劳斯争论中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由此可以使黑格尔主义名誉扫地(黑格尔主义遮盖了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对宗教的理性解释),并且也通过将虔诚主义者和正统的路德教徒加进谴责的大合唱中而使指向他们自己观念的攻击发生了转向。
保守的黑格尔主义者在这种叫嚣声中,看到他们证明黑格尔哲学与基督教的原则相兼容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破坏。
⑤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之前,勾希尔就已经将他的事业定位于调解基督教的虔诚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
黑格尔本人在1829年曾赞扬过勾希尔的这一点,不过,黑格尔平淡地表达其赞赏,主要是希望抑制正统派对其体系的批判,而不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意愿。
勾希尔1834年对里克特的《新不朽论》进行了尖刻的指责,这本书以更晦涩难解的语言表达了后来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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