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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而且，在结婚之前，他的家庭反对他继承父亲的遗产，因为这更容易让他背井离乡。
①这一系列的障碍在1843年春季和夏季使他回到克罗茨纳赫的平静环境中，这是他学术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在《莱茵报》受到压制之后，他在克罗茨纳赫进行了沉思，收获了一定的成果：几个月前，他在巴黎完成的两篇论文被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DeutszosischeJahrbunals）]上，这也是迄今为止他最为重要的文献。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
它们是一个声明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个声明的本质被四年后的《共产党宣言》再次加以强调（二十年后，《资本论》也对这一本质有所阐述）。
1844～1848年，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发表了三本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工资劳动和资本》。
同时，他建构了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对其做了明确的阐述。
参与该工作的还包括“德国共产主义之父”
赫斯（Hess）和他的弟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因此，马克思走向社会主义有着内心和才智上的双重动机。
他的决定是无比坚定的，就如同在他的工作被纳入他的科学工程那样。
1843～1844年的手稿已经包含了《资本论》中的关键点，在这里，我们发现具有结论性的工作仍然是要被书写出来的。
理解马克思“经济学”
及其不完整性的唯一道路，就是追寻他竭尽一生来寻求唯一目标的理念与情感历程。
1.在克罗茨纳赫的研究和思考
就像在学校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记者那样，马克思把自己一整年的时间都花在争取新闻自由上。
宗教是普鲁士地区的精神支柱，也意味着审查制度。
教会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机构，公众的精神完全被宗教牵引。
为了反抗这种情况，马克思维护这一地区以自由为基础的观念。
该地区的体制的道德与该地区的目的相同，为了与这种体制做斗争，避免社会误入歧途，马克思选择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等人独立的伦理观来反对控制人们精神的宗教。
普鲁士地区任命它的仆人成为“心灵的间谍，这些人包括博学的人、哲学家、神学者、政治家和阿波罗的神谕”
。
简而言之，这就像官僚机构所拥有的奥秘，与中国千年来形成的体制类似。
马克思号召人们寻求自由，号召公民自由地、有意识地明确公共法规，明确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人类意义上的自然法则。
①他寻求理性的政府，以公众利益的名义，抨击以牺牲贫穷者的利益为基础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进而认识到公共法则所谓的神授财产不过是中世纪那不可侵犯的遗赠。
两年前，他曾质问蒲鲁东：“是否任何人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财产就是偷窃?那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是偷来的吗?我不能用我的私有财产剥削他人的私有财产，对吗?”
由此，一个观点产生了，并且后来成为马克思政治社会学的基石，即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②这是对普鲁士政府的真实描述。
马克思反对赞扬这样的政府，事实上就是对它的否定：“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
①
但是，在否定政府之前，马克思必须把他自己从成为他的主要导师之一的哲学家那里解放出来：他的克罗茨纳赫研究为他最后遭遇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提供了契机。
在《序言》中，马克思回忆了早期的十五年，他如何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对“市民社会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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