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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反动。
在法国的封建秩序发生革命性垮台的情况下，1800年前后的德国哲学家表现了德国贵族以及对之卑躬屈膝的软弱的、怯懦的资产阶级的恐慌与憎恨。”
[75]
斯大林观点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他不仅在黑格尔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制造了历史发展的彻底断裂，而且还把这种断裂变成了简直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斯大林晚年的意识形态代言人日丹诺夫（A.Sow）在1947年6月对亚里桑德罗（Alexandrow）的《西欧哲学史》所作的著名批判中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新哲学，这种哲学在性质上与先前所有的……体系都完全不同”
[76]。
但是他认为，这种本质的区别并不在于，马克思相信他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实践”
中发现了“实现”
哲学的出发点，而是在于“哲学被变成了一门科学”
。
由此，马克思主义就与孔德（te）的实证主义别无二致了。
日丹诺夫把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段话引入到这一背景中，它表明，斯大林主义仍然立足于恩格斯的传统。
恩格斯认为，如果人们认识到哲学家只是徒劳地追求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那么，“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77]。
虽然马克思仍然相信，他能够在社会历史现实（尽管是有限的，但对人类而言却是核心的）领域来“解决（认识）之谜”
，并借助无产阶级的集体行动而使历史运动的实质本身似乎完全通透地显现出来，但实证科学却在这里取代了哲学的“大脑工厂”
。
哲学还未能像马克思所要求的那样先得到“实现”
，就已然被“扬弃”
了。
但众所周知，哲学的实现意味着具体的人的具体解放，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和黑格尔国家哲学中唯灵论的公民的形式的、抽象的解放。
然而，马克思的这种实现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下遭到忽视，绝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当一方面黑格尔被诋毁为反动派，而他的体系被声称是完全失败的东西时，另一方面，斯大林时代的实践（时至今日，这种实践的终结仍是含糊不明的）却越来越接近于被保守地阐释的黑格尔的理想图景。
事实上向黑格尔（无意识地）靠拢也可能是同时期闹哄哄地疏离黑格尔的（无意识的？）动机之一。
这种向黑格尔主义的靠拢在两个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理论本身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实践运动，它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抽象的世界观体系，这个体系甚至以系统的普遍范畴一览表为依据。
虽然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为物质概念所取代，但这种基本概念的替换很少能够改变一个辩证的体系。
如果进一步加以考察，人们可以发现，黑格尔主义著名的“立足点”
可以归结为术语的替换。
卡尔·科尔施早在1931年就把这一背景描述如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又想“同时保持为黑格尔派。
事实上，他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过渡设想为，仅仅用另外一种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来替换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依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也只能导致术语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绝对者不再被称为‘精神’，而是被称为‘物质’。”
[78]无疑，这一针对列宁的论断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斯大林主义。
然而如果说，一方面，理论脱离“革命实践”
（事实上，这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形式中是决不会发生的）并扩充为无所不包的思辨体系意味着向黑格尔的靠拢，那么另一方面，政治领域在事实上的黑格尔主义化则更为广泛、更为惊人。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国家其实比黑格尔的国家更加坚决地要求成为“人间的神”
、尘世的“绝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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