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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他而言，自由度与公共权力的现实参与度是一致的。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同样的权力恰恰是威胁其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
与之相反，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这样一种对国家、确切地说对绝对君主的不信任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对负责的民主主义政府来说，这样的不信任就毫不适宜了。
限制国家权力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种权力正是人民自己的权力，没有人会伤害自己。
但是，“像‘自治’和‘人民对自己的统治’这样的表述并不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
行使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诸其上的人民，并不总是同一的。
所谓的‘自治政府’，也不是每个个人管治自身的政府，而是每个个人被其他所有人管治的政府。
此外，人民意志实际上意味着人民中最广泛、最积极部分的意志，也就是多数派或者成功地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派的那些人的意志。
因此，人民会故意压迫全体中的一部分。
与反对其他任何一种权力滥用一样，针对这一点的防范措施同样是必需的。
所以，即使掌权者继续在为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继续在为它的最强有力的政党正常地负责，限制政府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仍然不失其紧迫性。”
[2]所以，密尔认为，完善的民主制也有必要对个人提供自由主义的保护。
自由主义自由与民主主义自由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只有自由、负责的个人所给出的建议与决定，才能使民主主义共同体受益；只有保护活动空间不受干扰、独立发展，才能使这些自由、负责的人出现。
民主主义律令限制了自由主义自由，它的合法性仅仅像为个人道德发展所保留的足够的活动空间一样宽广。
反过来讲，注重道德自律的自由人的存在亦是一种保障，他们可以防止民主制蜕化为由现实的多数派或所谓多数派的代表人物实行的恺撒主义和暴政。
其次，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区分自由的各种可能的主体。
自由主义自由的主体是人（即法国宪法中的“homme”
），民主主义自由的主体是“公民”
（）。
如果人们不想断言，“homme”
与“”
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
是“真正的人”
，那么自由的这两种类型就必须并肩存在。
黑格尔把“”
看作真正的精神性的人，因而倾向于低估自由主义。
马克思则认为，未来“无阶级社会”
的人与他的类本质是如此一致，以至于“homme”
与“”
之间的区别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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