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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表达了目标必须要满足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并且还具有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被金钱在这些形式中的影响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证明。
像价值一样，国家也是建基于人的虚伪的平等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普通公民。
工人对待他们的物质产品就像对待与他们无关的事物一样，国家也有与其相似的地方，在国家中人们并不承认政治活动的具体产品是他们自己得到的。
并且，与商品一样，人们的政治产品在异化的条件下通过他们的占有，已经获得了生命和它们自己的运动，这种变形让它们成了不依赖于人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比如通过这种方式，简单的投票有助于议会的维持。
与此同时，议会、法律和其他已经假设了它们类似于至高无上的存在物的姿态，它们要求创制它们的人尊重它们。
我们在经济中观察到的拜物教在政治中一样普遍存在并且至少一样成功。
思考一下宪法是怎么操纵那些起草宪法的人的，更不用说那些旁观者了，因为他们把这些规则看作是圣经。
在价值和国家之间的比较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与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一样，任何物体对人的统治权首先存在于控制这些物品的关系中，这些物品是被那些和他相异并且敌对的人所控制。
在工厂中工人和他们的资本家老板之间的纽带被公民和开动这台国家机器的人的关系所复制。
二者都是价值和阶级关系，并且，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异化都是通过使用价值的转让发生的。
就像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劳动力、劳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一样，人们作为公民，放弃了他们的政治活动的使用价值——立法、管理和对所有事情的审判，并且通过随后的政治影响创造了政治活动的使用价值。
这些方法能确保资本家去处理资本的使用价值、土地所有权等，确保统治者去处理立法机关、法庭等的使用价值。
对马克思来说，尽管表面上有一些民主程序，但那些支配资本主义的制度机构，并且通过它们来支配所有公民的公共生活的那些人是不受一般人的控制的。
无论投票时如何反复无常，政府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政府同样也是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党的改变也总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改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异化的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多的政府机构的中央集权化发展迅速，目的就是为了排除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所有有意义的直接接触。
结果，统治者是模糊的不实在的存在物，几乎不能被信任，更不用说命令了。
而且作为结果，人们再不能把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看成是有关系的。
甚至一定程度上在封建社会人们把他们和他们的统治者看成是有关系的，在封建社会除了政治契约的私有性质外，政府的单位更小一些，并因此和它们的臣民更接近。
在政府和它的公民之间能进行互动，因为它们之间是一种私人关系，所以这种互动更人性一些，尽管有时实际的结果更残酷。
[4]
在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人道的政治关系适当地被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概念。
尽管马克思从没明确说过这层意思，但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爱国主义”
最好地表达了那种与国家相连的公平的非人格化的归宿感。
爱国被认为不是一个人对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义务，而是对抽象的共同体的义务，是人们的联系被切断后与社会整体相联合的真实的异化链接的义务。
它使这种政治活动具体化了，它的产物既有戴在某人头上的不舒服的帽子，也有在旗杆上升起的一块带颜色的布。
其他人只有通过爱国行为才被认可，他们共处在腐化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物化为帽子、一块布、一首歌、一个权杖。
这些关系在退化，因为它们不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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