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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然保留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那些以黑格尔化的青年马克思为依据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依然存在。
在我看来，这种不信任也可以解释为：虽然真正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这种阐释正确地认识并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譬如1923年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的阐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上来把握历史总体，并且能够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以及源自这种意识（通过辩证的转变）的无产阶级革命，但这种阐释却不能为关于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工具性的、机械论的观点提供什么依据。
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必然）转化为行动的、出于行动意志的历史理论（只有作为这样的理论才被视为“无所不包的”
），而不是一把能够解决所有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的万能钥匙。
这把钥匙将类似地为自然科学的确定无误、可靠稳妥的实践提供基础，并且成为少数权威“专家”
手中的可靠“工具”
。
背离了这种真正的辩证观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学说，不仅把它的特殊性质归结于它所处的时代（1880—1900年），而且还归结于一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后来被列宁所贬低的）第二国际以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因素：
第一，理论日益不再服务于集体革命行动的准备过程，而是越来越广泛地服务于无产者以及工人运动其他追随者的世界观的一体化进程。
①共同的信念取代了共同的行动。
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丧失可靠性，信念便会在多大程度上扩张“范围”
，从而延伸到远离政治的领域（“世界观”
）。
第二，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自己面临着“领导”
无产阶级大众（在1917年10月之后还包括了其他人民）的实践任务。
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早在列宁那里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党与无产阶级（理论领导者与实践追随者）关系的非辩证观点。
按照这种观点，一切行动都片面地以党为出发点，并且通过特殊的“传送带”
与“杠杆”
传达给大众，而关于“群众首创精神”
重要意义的那一著名表述，根本不允许对这个观点进行些许改动。
——按照真正的辩证理论，党是阶级的“产物”
，亦如阶级是党的产物一样。
行动并不会片面地自“上”
而下地进行，而是说，这二者是一个“统一体”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将是阶级（与“唯物主义理论”
相符），而不是政党（领袖）。
所以，列宁在这里双重性地背离了马克思：一方面，他对党与阶级关系的认识是非辩证的（“机械的”
图景使这一点一目了然——亦如罗莎·卢森堡早已看到的）;另一方面，他唯心地解释了这种关系，并且把党（理论）提升为决定性的、全面的要素（就这一方面来说，1923年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完全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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