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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提出的“人化自然”
的思想，是一些学者论证实践本体论的主要根据，但这一“根据”
是建立在引用者的主观解释之上的。
我们先看看《形态》是怎么说的：
他（指费尔巴哈——引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2]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没有了。
[13]这个非常精彩的论述，表明了唯物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区别。
但仔细分析，这些论述只不过是《提纲》相关观点的具体运用和发挥，是进一步强调实践在改造自然、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同样无法从中得出实践本体论的结论。
为了防止人们的误解，《形态》在说了上述一番话后，接着就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
[14]自然界对于人的这种优先地位不仅指人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指自然条件直到今天仍然决定人类的发展或不发展。
有意思的是，一些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只摘引上述关于“人化自然”
的一番话，却对后一句关于自然界优先地位必不可少的话往往视而不见。
《形态》主张自然的先在性、决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必须指出，这并非是回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崇拜。
《形态》坚持自然界的基础地位，但又强调人的实践能力的创造性、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
《形态》只是指出不能把人的实践能力绝对化，在阐明其本质与功能的同时，指出人的实践活动、能力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设定的前提、界限和条件。
人类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而是表现在对自然的热爱、敬畏、协调与和谐，表现在能够认识和正确地利用自然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
的正确的关系。
三
阐明人类史的前提和基础之后，《形态》就转入它所要集中探讨的主题：人类史的发生与发展。
人从何而来？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作品，黑格尔则归之于绝对精神的异化。
费尔巴哈在对两者的批判中，阐明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不是精神产生人，而是人产生精神。
费尔巴哈把自然和人作为其历史观的对象，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他的贡献。
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但停留在对人的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上，没有追问人怎样从自然中产生，因而同样没有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
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偶见类似实践作用的观点，但这“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
[15]。
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费尔巴哈高明。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16]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人的产生是一个过程，更没有看到劳动实践的作用；他不懂得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黑格尔是了不起的，但他是唯心主义者，同样没能正确地解决人从何而来的问题。
马克思在《提纲》中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17]黑格尔说的“劳动”
，并不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而是一种超历史的、无前提的、无主体的精神活动（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就是主体）。
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归根结底人是精神的产物。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从何而来，也即历史如何产生的问题的探讨，虽然在理论上先后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们不是关在书斋中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和研究现实人的生存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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