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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马克思观点的革命特征在后来恩格斯为普及他著作而作的武断解释中被夸大了（“丢勒－维尔纳茨基规律”
是另外一个极好的例子：学生更容易理解，但只是因为他歪曲了老师）。
为了改变，而不仅仅是解释，就需要大众可以理解的世界标语。
马克思有时也用难以理解的语言提出他的思想，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巧妙地指出了这一点。
他称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的口气是“抽象辩证的”
[13]，他伤心地评论说：“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14]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资本论》（“社会形态”
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初稿远远不够通俗，并把这归于主题的抽象性以及这样一个事实：科学中的革命思想不可能被普遍理解。
但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
[15]。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前言中，马克思满意地指出：“除去价值论那节，这本书不难理解。”
然而，文本的通俗化隐藏着被那些不熟悉“科学基础”
的人歪曲的危险：马克思不无理由地强调后者必须先于通俗的说明。
结果，当人们求助于对“社会形态”
中的同样问题的“抽象辩证的”
说明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乐于引证的《资本论》中的许多段落就得到了不同的解释。
因此，改革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尝试把马克思著作中的科学因素与革命宣传因素区分开来。
为此目的，我们可以应用对假说与事实加以比较这种通常的科学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把马克思的两个因对生产方式的定义而区别开来的基本的假说与历史事实进行比较。
二、古希腊罗马的划分标准
革命的和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在它们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主要问题之一的方式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社会形态划分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的基本问题）。
根据统治和服从关系的划分从19世纪末，当Α.Α.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出版时，开始在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确立起来，随后这一划分原则被列宁所采用。
这种划分的支持者经常提到恩格斯有关三种主要剥削形式的著名说法，即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它们也标志着文明的三个主要时代。
而恩格斯则很可能提到了圣西门，圣西门按照剥削的同样三个主要形式来区分历史时代。
社会形态的这个系列最终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得到巩固：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奴隶制形态既包括古代的亚细亚专制，也包括古代城邦。
对于焦凯伊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马克思也一样，人类历史开始于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式：最古老的国家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希腊罗马国家属于第二个。
这是黑格尔的图式：人类历史是按照管理着世界的理性的计划展开的，这一理性在古代东方的、古希腊罗马的以及日耳曼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古希腊罗马可以作为以上所引生产方式两个定义真理性的判别标准。
城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简单性使其成了用以验证马克思系统假说的便利对象。
依据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度”
的一部分还是必须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生产方式两个定义中的一个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通过对个人从共同体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形态”
的研究，马克思把古希腊罗马公社置于一个中间位置：土地已经为私人所有，但它只是被公社的成员所有。
公社采取了古希腊罗马城市国家（城邦，polis）的形式。
城邦的公民能够积极自主地行动，但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属于城邦的市民共同体以及他所负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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