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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国际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日益依赖于这种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
那些“清除了”
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以及全部哲学之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还能期望些什么呢？例如，人们都还记得，甚至考茨基也认为，真正的马克思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绝非一个哲学家。
斯大林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使历史现实完全被推入了赞成这种图式的背景之中。
斯大林主义者倾向于用几个图式从其总体性上说明历史和全部特殊的历史事件，历史学，甚至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受到这种关于历史的伪哲学的损害，也就并不奇怪了。
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没有任何一种刻板的图式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社会辩证法在本质上被归结为一种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被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
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
[18]现实的人和事件从“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观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武断的应用和实体化了的抽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的阶级及其冲突，等等。
因此，物化成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的另一特征。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
[19]的观点。
斯大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犯了类似的错误，区别只是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当人们能够正确地批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图式时，正是由于其经济主义，而并非由于物化的历史或忘掉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毕竟，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人自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几乎是全部历史之最重要的生产力。
根据这种精神，他甚至把革命阶级称作最伟大的生产力。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陷入这种图式论中。
多年来，一批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站出来证明了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力［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Horeheimer）、本亚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弗罗姆、哈贝马斯（Habermas）、列斐弗尔（Lefebver）以及最近的萨特（Sartre），等等］。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重新认识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
在“回到真正的马克思”
的口号下，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倾向发展起来了。
这场复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明确地抛弃和废除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图式和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所以这类思想已经被宣布为是对真正的马克思的一种歪曲。
然而，事实在于，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的图式中，就潜藏着后一种理论歪曲的可能性。
因此，真正富有创造性地回到马克思只能有一种选择：洞察应该摆脱这种刻板的图式并得到系统的表述；这些洞察必须依赖于对社会和历史的未来研究。
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些附加的说明和改进，但马克思的图式仍然是站不住脚的。
无论他们多么强调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
，甚至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间的“互为条件”
，但只要仍然停留在这种图式的框架内，就必然断言物质生产总是决定着——即使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人的所有其他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恩格斯的下述论断中，这种最终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20]他甚至更明确地说：“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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