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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买工人政治领袖来安抚工人阶级。
但是，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促进了那个阶层的不断增长，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是工人贵族还是那些虽然不断减少，但却仍然受到剥削的一部分人代表了“真正的”
工人阶级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
其次，即使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那种解释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事实仍然是，它并不意味着与一种刻板的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相吻合。
列宁是提供这种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然而，尽管他敢于与托洛茨基一起第一次从管理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贫穷落后的俄国的可能性，但当他试图为这种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预言的失败进行解释时，却同样达到了一种诉诸令人难以信服的辩解的水平。
经济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们似乎被迫总是从人们的经济地位来推论社会各集团、各阶级的政治地位。
我已经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是从马克思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推演而来的，而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分析则揭示了另一种理论的可能性。
但是，撇开这一点不谈，继韦伯、韦特福吉尔、穆勒、达伦多夫等人的分析之后，人们便能够不再根据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的观点观察政治了。
如果人们不废除这种图式，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中政权的起源就不可能得到解释。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例如，党政机构在它取得经济统治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政治统治。
五、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两种重新阐述了的洞察
的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
但并不能由此推出，谈论任何一种生产力的决定论优势都是不可能的。
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因为这种优势并不具有肯定的和绝对的特征，与其说它是一种以“铁的必然性”
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
的力量，不如说它是一种强大的趋势。
我们还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如在前面引述过的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柯夫（P.V.Annenkov）的信中）发现一种较弱的、否定的和假定的重新阐述的基础：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
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我认为，马克思的洞察应该这样表述：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生产关系、而非完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强大趋势。
完全有必要重申，这不是一个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图式所说的“铁的必然性”
的问题，而只是一种（强大的）趋势的问题。
换言之，在某些社会里，尽管相反的趋势可能逐渐占优势，但这些社会通常注定要停滞，并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
在这种站不住脚的、通过基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直接地或只是在最终的情况下——的图式中，同样存在着一种重要的观察。
在迄今的一切社会中——包括那些最富裕的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已经代表了社会生活的焦点。
[22]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类型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的经济秩序当作其标准）仍具有根本的意义。
然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
的影响不能以一种肯定的和绝对的方式来表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所做的那样。
它只能以一种较弱的、否定的方式来表述：即人类社会表现出一种变革社会整体其他要素（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等等）的强大趋势，而绝非完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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