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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把这一立场和上述四种立场加以比较，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就会一清二楚。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从启蒙时代的那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革命自然法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
和它的当代后继者，如革命辛迪加主义者以及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拉特瑙一样，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然相信人的自由，但他们所信仰的是自以为自律而又全能的主体自由，这种主体脱离了一切共同体组织以及合乎天命的历史进程。
那些被我称作“后退的乌托邦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则说他们是基督教封建主义者，尽管，甚至正是由于他们的那种单纯的反动精神使人们觉得有必要重视上帝在历史上的踪迹。
所以，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一样一直都是空洞的愿望（Velleitaet）。
由于他们不懂得把基督教社会学说区分为永恒部分和历史部分，他们使基督教世界观本身也背上了易逝而又陈旧的历史结构。
特别是他们间接地促使法国实证主义学说（圣西门和孔德）——马克思就是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实证主义学说的——认为，整个天主教世界结构（包括哲学和教义学）只不过是中世纪封建时代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成分或观念上层建筑。
德国浪漫派走的是同一条路，所以，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新建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诸如米勒（AdamMueller）、施莱格尔（FriedrichV.Schlegel）等人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倾向于所谓的神圣联盟，在哲学和神学以及涉及既定法律关系方面则趋向传统主义，并且不仅反对革命的自然法，而且反对基督教—古典的自然法，因此，对我们来讲，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已是无关宏旨。
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样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的确，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道反对乌托邦社会主义，从深刻而完善的历史现实观出发，并且从历史哲学角度把这种历史现实观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试图以此来找到其目标。
因此，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具有“历史—现实特征”
。
同时，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道认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社会学和国民经济学以及被诸如马尔萨斯称之为自然规律的东西，只不过是些人为的抽象概念（这种经济哲学的先驱们对这种人为性一无所知）——而非建立在还原基础之上的经验规律；另外，还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限制只不过是西欧人在自15世纪和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赢利团体的历史阶段上所具有的相对的历史规律。
此外，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乌托邦的，以及倒退—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亦即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
但是，和马克思完全相反的是，它并不是通过（天文学式的）预言，而是借助对理性的和基督教的社会学以及基督教伦理学，乃至自然法等诸种学科所急需的一切内容加以概括，而且，它还提出一些有力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它运用预言的方法根据关于“历史因果事实秩序”
的哲学理论而从杂乱无序的历史生活现实中分析出来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对社会现实充满了直观，它不仅试图对社会现实进行计算和分析，而且还想对之报以深深的同情，因此，它在确立其纲领的同时也遵循一种并非从历史，而是从善—恶、正义—非正义等永恒观念（马克思对这些观念持彻底否定态度）中提取出来的标准。
而且，一旦历史现实的巨浪看上去似乎波及到了基督教原理的那些永恒星座（Sternbilder），或者说历史现实的大浪看上去朝着其方向奔腾，那么，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看来，此时此刻就是必须开始实践的关键和契机。
但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着一个巨大的区别。
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在19世纪西欧的历史现实中，罪不可恕，甚至罪及若干世纪的过渡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为迅速向强制性的共产主义过渡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基督教社会主义从中看到的是欧洲人因原始自由之罪以及有限的遗传之罪和整体之罪而脱离了其本真的规定性以及人的本真规定性；而在迈向强制性共产主义的实际趋势中，基督教社会主义看到的不是人间的乐园，反而似乎是一种上帝的体罚，如果不自愿转向基督教社会主义，那么，这种体罚就会是人性在未来面临着脱离其规定性的危险。
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当前的诸种运动中看到的不是所谓人性的进步运动和向上发展（单纯出现在欧美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其起源来说和这样一种人性毫无瓜葛），而是欧洲的颓废以及西方文化面临的死亡威胁，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运动必须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即使是马克思从逻辑上讲也根本不能认为单纯受盲目的经济因果性驱使的历史具有“进步”
的意义。
这样一种观点是他从黑格尔那里一股脑儿接受下来的。
然而，这种观点在黑格尔体系之内起码还有其合理性，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连神圣观念本身也应当在历史中发展起来，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观点却毫无根据。
所以，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悲观的先知，而不是马克思那样的乐观先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还和《旧约》中的那些悲观先知，以及精英人物觉察到文化在死和没落的基本趋势的时代里的悲观先知极为相似。
许多情况下，先知们都提到了“剩余”
（Reste）的幸存者，犹大毁灭了，他却坚持了下来，并将在弥赛亚的毁灭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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