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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两大图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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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大师们的追随者。
爱德华·希尔斯最近的评论是很正确的：“巨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无法超越19世纪与20世纪社会学伟人们所定下的主题的变体。
‘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圣西门、孔德、托克维尔和韦伯提供给我们的想象的混合，这证明我们禁锢在一个定义含糊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比它应有情况更加难以渗透。”
[5]很奇怪，希尔斯教授没有提到的一个人物是马克思，或许因为我们都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
圣西门把历史各阶级描述为有机社会和关键社会的交替盘旋（这预示了索罗金抱有成见的、激动的心理），而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展。
如果不问理论，则两者都很深邃，可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
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心理状态，虽然他对待思想过于傲慢或者把思想作为附带现象），他以命定的方式来说明社会变革，设法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来揭示那种命定主义的根源。
我们很少会说我们预测的社会变革来自苍天，或者完全来自人们的想象设计。
即使这些变革最初以思想出现时，它们也必须体现在体制之中；说明社会变革就是说明变革在中轴体制中的性质。
那么，如果人们必须指明某种命定主义，他就必须再次同马克思的鬼魂妥协。
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
但是，我们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可以设法表明，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作出反应的。
在《资本论》（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马克思勾画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图式：他说，新社会的结构，即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同“资本的垄断”
所产生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以及一个稳步增长的工人阶级；新社会的性质同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最后“外壳就炸毁了”
，社会主义世界来临了。
这个比喻是生物学方式的，过程是内在的，发展轨道是单边的。
然而，事物当然并不这样发展。
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呼吁具有特殊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运动却只是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成功。
更加重要的是，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运转方式却和《资本论》第一卷的概述中所设想的情况大不一样。
可是马克思在其后，特别是《资本论》第三卷所表达的几节中确实准确地看到了已经来临的事物的形态。
马克思两种不同图式之间的一系列不同，正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社会发展分析的真正出发点。
我们先从第一套图式谈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最初在两方面的生产：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农业。
可是，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土地与资本之间的不同、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不同都消失了。
这两个阶级的融合就在社会上只留下两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及无产阶级。
马克思说，我们的设想是资本主义生产继续扩展而吸收整个社会；因而只存在这两大阶级（第二卷）。
所有第三种人都被排除了。
正如亚伯拉姆·哈里斯所写的：“第三种人的名称是马克思用来指两类不同而多少有关的人们。
第一类人包括如小农、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所有在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以外活动的、旧生产方式的遗留者。
第二类人包括两种：（1）牧师、店主、律师、官员、教授、艺术家、教员、医生和士兵，他们生存于资本主义进程的基础之上，但没有参加这一进程；（2）商人、中间人、投机者、商业劳动者（白领职员）、经理、工头以及其他所有‘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的官员。”
为什么这些第三种人要被排除在外呢？马克思认为，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在资本主义进程之外的，虽然他们带有资本主义进程的特点（作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他们是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他们是工资收入者）。
无论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将趋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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