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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
（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
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
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
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
。
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
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辩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
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
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
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10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
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
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
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
如佛家的因明学。
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
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
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
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
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
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
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
二字而已。
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
名字。
（“端方”
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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