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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
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
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
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
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
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
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
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
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为这新成立的秩序而不安；认为它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
于是有两汉时代不断有社会改革运动发生。
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
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
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
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
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
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
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
但他们有一个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
不知领导着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
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
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
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
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了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绝不容有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
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
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绝不会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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