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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其实，则在一国之内，有最高主权的，皆称为君。
《礼记·曲礼》：“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
其为一方所归往的，即为此一区域中的王。
《管子·霸言》说：“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
此为春秋时吴、楚等国均称王，而齐、晋等国仅称霸的原因。
因为南方草昧初开，声明文物之国少，肯承认吴、楚等国为王；北方鲁、卫、宋、郑等国，就未必肯承认齐、晋为王了。
倒是周朝，虽然弱小，然其称王，是自古相沿下来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对它；而当时较大之国，其初大抵是它所封建，有同姓或亲戚的关系，提起它来，还多少有点好感；而在国际的秩序上，亦一时不好否认它；于是齐桓、晋文等，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了。
霸为伯的假借字。
伯的本义为长。
《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外设方伯。
五国以为属，属有长。
十国以为连，连有帅。
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
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
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这又是虚拟的制度，然亦有事实做根据的。
凡古书所说朝贡、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内的规模。
或者还更小于此。
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说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这只是后世知县的劝农。
后人扩而充之，以为行之于如《禹贡》等书所说的九州之地，于理就不可通了。
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华山，冬天跑到恒山，无论其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从东跑到南，从南跑到西，从西跑到北，总之来不及。
然其说自有所本。
《公羊》隐公五年说：“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
此即二伯之说所由来。
分《王制》的九州为左右，各立一伯，古无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则不能谓无此事的。
然则所谓八州八伯，恐亦不过就王畿之内，再分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个诸侯，各主一区而已。
此项制度，扩而大之，则如《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所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等于《王制》中所说的一州之伯了。
此自非周初的事实，然管仲之说，亦非凭空造作，亦仍以小规模的伯为根据。
然则齐桓、晋文等，会盟征伐，所牵连而及的，要达于《王制》所说的数州之广，其规模虽又较大，而其霸主之称，还是根据于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春秋时晋、楚、齐、秦等国，其封土，实大于殷周之初。
其会盟征伐的规模，亦必较殷、周之初，有过之无不及。
特以强国较多，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不能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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