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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
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
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
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
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
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
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
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
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
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
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
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
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
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
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
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
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
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
清朝因有圣祖之诏，所以始终避免加赋之名。
但后来田赋的附加很多，实在亦与加赋无异。
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
及货币通行以后，渐有（一）径收货币。
（二）或本收货物之税，亦改收货币的。
（三）又因历代（甲）币制紊乱，（乙）或数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于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
总之收税并非全收货币。
明初，收本物的谓之“本色”
，收货币的谓之“折色”
。
宣宗以后，纸币废而不行，铜钱又缺乏，赋税渐改征银。
田赋在收本色时，本来有所谓耗。
系因（子）改装、搬运时，不免有所损失；（丑）又收藏之后，或有腐败及虫蛀、鼠窃等；乃于收税之时，酌加若干。
积少成多，于官吏颇有裨益。
改收银两以后，因将碎银熔成整铤，经火亦有耗损，乃亦于收银时增加若干，谓之“火耗”
。
后来制钱充足，收赋时改而收钱，则因银钱的比价，并无一定，官吏亦可将银价抬高，其名目则仍谓之火耗，此亦为农民法外的负担。
但从前州县官的行政经费，是不够的，非借此等弥补不可，所以在币制改革以后，亦仍许征税的人，于税收中提取若干成，作为征收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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