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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林佩纳认为，即使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原因也大致相仿。
对于其他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解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这等同于把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战争背景下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视之为一场大屠杀，惨状堪比纳粹大屠杀。
诚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证实了战争对平民的戕害。
鉴于亚美尼亚人此前就备受迫害，那么大屠杀是不是以全新方式进行的？身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与身处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是1915年“大撤退”
期间）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别？这两点尚存较大争议。
另外，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为国际人权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反人类罪，即从形式上说，犯罪动机并非源于宗教差异（尽管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
战争对于平民的身体伤害，极少有像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样惨烈的，更严重的战争创伤则在于心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
这个词绝不如“极权”
更为准确：政府通过宣传来进行思想动员。
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传是面向国外的，特别是针对有可能被说服成为盟友的中立国家。
但是J.M.温特认为，对于宣传所下的这个定义过于局限：操控民意的机制，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们所使用的媒体也远比印刷品更为多样。
媒体手段多种多样，起初是宣传海报，随后是电影，还包括老套的纪念品、图画明信片、连环漫画——这些媒介及时、广泛地加深了敌对情绪。
1917年的两大明显迹象表明，参战国政府需要资助并发展这些宣传技术。
亚历山大·华生认为，第一个迹象就是前线的哗变。
约翰·霍恩分析了第二个迹象，即国内发生革命。
学界通常认为，前线哗变并非反对战争目的，而是反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所采取的方法。
反观后者，由于苏俄呼吁和平，但拒绝赔款割地——这说明了它反对战争本身的目的。
事实上这两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战的参战军队是公民军队。
由于政府大规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处军队和社会之间，全体社会成员均置身于战争之中。
全面实行男性征兵制产生了另外一重“总体”
效应——它导致工业生产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因而随后动员女性加入其中。
但苏珊·格雷泽尔反对将女性动员的规模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从事军火生产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
在传统农业中，女性已经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
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担加重。
城市人口对于军需品生产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总体”
参与战争的意义，即战争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战争中的合法目标。
在一战中，这就意味着它和海上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差不多：没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
1918年空军战略学家认为，紧随其后的便是直接攻击城市。
现代战争
这样一来，从第三个领域上看，一战更接近“总体战”
。
精密科技推动了飞机制造的发展；飞机本身就是限制一个国家工业动员的方式。
精密科技和工业动员为工业化战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工业化战争仍然超过二者总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业的运用方式，即作战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战争，这种论断不能充分说明它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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